一、问题：治理体系滞后于技术发展 以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正快速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另外，深度伪造、智能辅助诈骗等新型网络犯罪不断涌现——手段更加隐蔽——危害范围更广。 宗强代表指出，虽然我国在网络安全立法和技术防护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有治理体系在应对智能技术催生的新型犯罪时，仍存在制度空白和能力不足的问题。技术迭代与监管响应之间的速度差，已成为当前网络安全领域的主要矛盾。 二、原因：多重因素导致治理困境 技术上，智能生成内容高度逼真，使传统识别手段失效，犯罪溯源和取证难度加大。法律上，现行法规对智能技术参与犯罪的界定不够明确，技术中立原则与犯罪行为认定的边界模糊，导致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不一。协同上，跨部门、跨区域的联动机制尚不完善，信息壁垒影响了打击网络犯罪"黑灰产"的整体效果。此外，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普遍较弱，数字安全差距问题亟待解决。 三、影响：安全风险向多领域扩散
面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型风险，网络安全治理需要系统化思维，统筹技术创新、法治建设和能力提升。既要通过严厉打击形成有效震慑，又要完善规则营造良好环境；既要强化重点领域防护，又要补齐薄弱环节短板。这样才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利用新技术的社会价值，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