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一次失败”就把创业者的路给堵死了，这可不行。就在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广东代表团的小组会上，审议“两高”报告的时候，大家都在聊着怎么给创业者松松绑。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特意带着个牛皮纸袋，这是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递过去的。里头装着咱们代表们关于宽容创新的建议，还有调研出的材料呢。 高文跟记者聊了聊，这一年他特别琢磨怎么让创新别那么憋屈，把失败当个平常事儿。他说现在好多大的投资机构，眼睛只盯着钱和短期的事儿，万一亏了全让创业者担着，这逼着企业不敢投研发了，跟搞科研的规律完全搭不上边儿。高文觉得，搞风险投资别指望十拿九稳赚大钱，哪怕有几个项目成了，那也是大赚特赚。但现在行业里的合同条款太死了，特别是那些国有资本管得更严，根本不给创业者留活路。 咱们国家的风险投资里，很多地方国有资本占大头。为了保住钱袋子安全，他们老跟创业者签那种“对赌协议”，还设定股份回购条款。比如要求企业5年内上市，或者销售额、利润得达到多少数额。要是达不到目标就回购股份，甚至还得付利息。高文说这虽然能保障安全，但真要是失败了，就得给创业者留条后路。万一创业者拿不出那么多钱回购，又不想让企业倒闭变成僵尸公司，那结果就是创业者被困死在这儿没法再干了。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也点头称是。他觉得创新要冒尖儿，就得有个能容下失败的环境。考核的时间得拉长点，比如看3到5年甚至更长时间。还可以把好几个项目绑在一起算总账，把前期亏的和后期赚的波动给抹平了。高文建议相关法律得改改，别定那么死的规矩。比如在公司法里搞个可转换优先股机制，让有限公司的章程能把优先股的权利规定好。政府的钱也得多领着一帮人往前走。 其实呀，创新肯定会有失败的风险嘛。投资人的利益肯定要保护好，不光是那些拿钱的人，还有懂技术的那些知识产权投资人也得照顾到。高文呼吁大家一起努力搞个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和社会风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