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土改开始那会儿，咱家一共六口人。爹才12岁，二叔7岁，三叔4岁，姑姑才两岁，除了爷爷这一个壮劳力，家里啥都没有。地倒是有三百多亩，可大多都荒着没人种，剩下一头牛和一条驴。因为粮食不够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把咱家划成了贫农，在全村里是最穷的那几家之一。回想起来，如果当年爷爷能卖掉一百亩地或者把那十几两银子拿出来买几头羊，家里的情况肯定能好点，不至于这么惨。可那时候哪有那么好的机会啊。 1951年奶奶生下了四叔和五叔这对双胞胎，可奶奶身子骨越来越差。爷爷记得以前在野外埋了银子，特意去找了一趟，结果被水冲走了，根本找不到。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五叔才刚满月就没奶吃，实在没办法，只能把他送到了邻村刘占清家养着。这事儿听起来挺心酸的。 1954年爹放羊的时候运气好，把爷爷丢了的十几两银子给捡了回来。爷爷把这钱拿出来给爹定亲了，第二年就把我妈娶进了门。我妈家在南掌堡子村，隔条沟就能看见。外公是个种地的农民，外婆以前是被卖过来的童养媳。跟我家比起来，外公家更穷得叮当响。大舅小时候得了红眼病没钱治瞎了一只眼，十岁出头就得下地干活。虽然穷成那样，但大舅还是得带着大黑狗去远处耕地吓唬狼。 土改那会儿外公家也是六口人，大舅13岁我妈11岁。家里除了两头驴啥都没有也被划成了贫农。我妈结婚穿的衣服还是借来的纱毡，三天就还回去了。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炕上就铺了一小块破驴毡垫屁股用的。到了1956年初级合作社成立的时候，咱家依旧很穷。 再看看任洼子生产队里比较好的五户人家——李沛枝、李润枝、李正印、任正明和任正乾。他们家里的人均财产稍微多点，超过平均水平的部分叫长款。这些钱得存进公积金里不能退给个人。 到了1967年刘口子村的刘建录当大队长时，他非要把家里的长款退给大伙儿。这事儿违反了政策，结果刘建录就被撤了职。李正印家里有二十多块长款。他们1965年迁回刘口子生产队后老找我爹要钱要回来。因为我爹胆小不敢要，所以一直没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