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广州惠州会馆门前传出刺耳枪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财政部长廖仲恺在赶赴例会途中遭暗杀，当场身亡。这起震动海内外的政治谋杀案，也由此拉开了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权力博弈的序幕。作为孙中山倚重的助手，廖仲恺生前兼任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要职，是推动“联俄联共”政策的关键人物。他主导的财政统一触动地方军阀利益，推动的省港大罢工也令英国商界损失不小。史料显示，自1925年7月起，国民党右派已召开11次秘密会议，商议如何限制廖仲恺的影响。案件发生后，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调查期间，胡汉民因堂弟涉案而陷入政治风波。虽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其参与策划，但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的指证下，其处境愈发被动。同时，蒋介石迅速调动黄埔学生军控制广州局势，表现出强势而果断的政治手腕。分析人士认为，廖案调查过程集中暴露出多重矛盾：其一，国民党内左右路线冲突加剧；其二，新兴军事力量与传统政治势力的角力公开化；其三，国共合作在现实利益与权力分配面前承受压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蒋介石借机排挤胡汉民、许崇智等对手，为日后继续集权奠定基础。从历史视角看，廖仲恺遇刺具有明显的转折意义：它不仅令国民党左翼力量遭受打击，也标志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力量开始主导政局。此后，国民政府加快推进军事集权，为北伐战争的展开提供了条件。而由于关键证据缺失，案件真相至今仍未完全厘清，成为民国史上长期争议的悬案之一。
历史反复证明，政治暴力或许能在短时间内改写局面，却常以撕裂共识、放大对立为代价，让制度建设与社会信任承受更持久的损耗；廖仲恺遇刺不只是一起疑案，也是一面镜子：当权力交接、路线分歧与利益重分交织叠加，若缺少清晰可预期的规则与有效制衡，极端手段便容易乘虚而入。降低政治对抗中“非制度化”的冲动——靠的不是一次次临时应对——而是更稳定、透明、可执行的政治与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