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诸葛亮在民间形象中常被塑造成“多智近妖”的近乎神化人物，这种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三国演义》的艺术加工。鲁迅曾以“状多智而近妖”作评，指出文学塑造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距离。相比之下，正史《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记载更为克制客观。陈寿以“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概括其能力，但这句话常被截取单独引用，从而遮蔽了诸葛亮的整体贡献。
历史人物的价值往往不在传说的光环里，而在制度与实践的细部中；诸葛亮之所以长期被记住，并非因为“无所不能”，而在于他将战略判断、政治责任与自我约束结合起来，在艰难格局中尽力维系国家运转与社会秩序。对其形象的再认识也提醒人们：读史既要警惕神化叙事的放大效应，也要避免用简化结论遮蔽复杂事实，应在证据、语境与逻辑之中，寻找更接近真相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