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近日作出一项影响深远的裁决，认定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推行的全球性差别化关税政策缺乏国会明确授权，因而属于违法行为；该裁决以6:3通过，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加入多数意见，显示最高法院正对行政权力扩张划定更清晰的边界。争议焦点在于，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绕过国会立法程序，单上对包括中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加征三类关税：10%基准关税、针对芬太尼有关产品的特殊关税以及对等报复性关税。此次诉讼由美国小型进口商与民主党主政州共同发起，案件历经多级法院审理，下级法院多次判决白宫败诉。 法律界认为，本案实质上是对“重大问题原则”的一次检验。该原则在拜登任内由最高法院逐步确立，强调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等重大政策，应当获得国会明确授权。裁决书指出，行政部门在缺乏立法支持的情况下，无权自行推出影响广泛的贸易政策。 经济层面，此判决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国际智库测算显示，若相关关税被撤销，美国整体关税水平可能下降约20%，并将直接影响约1335亿美元的既有关税收入。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政府已准备7740亿美元现金以应对潜在退税需求；但国会预算办公室警告，若再叠加《大而美支出法案》的影响，2025财年联邦赤字可能升至GDP的6.9%以上。 政治层面的角力也随之加剧。白宫已开始评估替代路径，考虑启用《贸易法》301条款等工具以保留部分关税，但整体效力预计会明显弱于原方案。同时，政府近期已将农产品从关税清单中剔除，被视为在通胀压力下的现实选择。去年地方选举中，共和党因未能有效遏制物价上涨而受挫，围绕2026年中期选举的国会控制权之争也因此更具不确定性。
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表明——关税不仅是对外谈判的工具——也深受宪制结构与国内政治的牵动。法律授权的边界、财政承受能力与民生压力相互影响，将共同决定美国未来贸易政策的空间与力度。对外部世界而言，理解美国政策调整背后的制度约束与政治逻辑，往往比紧盯单次税率的升降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