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安排，欧方近期密集发布配套立法提案与执行细则，重点涉及碳排放强度默认值设定、核算与申报规则完善以及未来扩围方向等。
对此，中方明确表达愿与欧方相向而行、推动绿色低碳合作的态度，同时指出部分规则设计已偏离公平、科学、非歧视原则，可能演变为新的贸易壁垒，损害各方共同推进绿色转型的基础。
问题在于，欧方在默认值设定与参数选择上，未能充分反映不同国家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技术路径差异，对中国产品碳排放强度设定显著偏高的基础默认值，并拟在未来三年逐年提高。
默认值作为企业核算与缴费的重要基准，一旦明显偏离客观水平，将直接影响相关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成本与竞争力，实质上构成对特定来源产品的差别化对待，容易形成不公平、歧视性效果。
与此同时，欧盟提出从2028年起拟将范围扩展至机械装备、汽车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等约180种钢铝密集型下游产品。
扩围若缺乏透明、可核验、可比对的科学依据，且对产业链各环节碳责任分摊缺少清晰边界，规则外溢效应将显著上升，超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合理范围。
原因层面，一是欧方在推动“碳定价外溢”过程中，以本地区政策体系为参照，试图通过边境措施将自身碳标准外部化，从而在全球范围内重塑成本结构与竞争格局。
二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部分行业承压背景下，个别做法更容易被赋予产业保护动机，通过提高合规门槛与成本来为本土产业争取调整窗口。
三是欧方在内部绿色监管上出现调整信号，近期对2035年燃油新车禁令作出修改、对盟内绿色监管适度放宽，客观上加剧外界对其“对外从严、对内放松”的观感，削弱规则的公信力与一致性。
影响方面，若相关机制以偏高默认值和快速扩围为主要路径，可能带来多重外溢效应：其一，抬升企业合规成本与不确定性，削弱正常贸易和投资预期，影响跨境订单、生产布局与供应链稳定；其二，增加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资金与技术压力，使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面临更高门槛，不利于形成包容、协同的减排格局；其三，在规则层面诱发气候治理与贸易治理的摩擦，可能冲击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稳定。
中方指出，相关做法不仅可能涉嫌违反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基本原则，也有悖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忽视历史排放责任和发展阶段差异，以“防止碳泄漏”为名推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加深国际社会互信赤字，弱化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
对策上，中方强调对话合作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面对全球气候挑战，绿色技术、标准互认、碳核算方法学对接以及清洁能源产业合作是各方利益交汇点。
中方呼吁欧方遵守气候和贸易相关国际规则，摒弃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保持市场开放，本着公平、科学、非歧视原则推进制度设计，促进绿色领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与此同时，中方也明确表态，将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回应任何不公平的贸易限制，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这一立场既是对企业合理关切的回应，也意在推动欧方回到以规则为基础、以合作为导向的轨道。
前景来看，碳边境调节机制作为新型政策工具，未来走向取决于其是否坚持科学核算、透明程序与非歧视实施，是否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而非单边施压。
若欧方能在方法学、数据采信、默认值设置与过渡安排上提高公正性和可操作性，并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必要支持，机制有望成为推动全球减排与产业升级的促动力量；反之，若其与产业保护相捆绑、不断扩围并强化外部成本转嫁，相关摩擦恐将加剧，全球绿色转型的协同效率也将被削弱。
中方表示愿与欧方相向而行，推动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分歧，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减排目标。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相关做法表明，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一些发达国家仍然试图通过单边措施维护自身利益，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悖。
中方的坚定回应既是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也是对国际秩序和公平正义的坚守。
未来，国际社会需要在尊重各国发展权利、承认历史责任差异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才能真正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