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今天咱们要聊的是王茂荫，这位唯一出现在马克思《资本论》里的清朝官员。他生于1798年，老家在安徽歙县，那是个出徽商的地方。他脑子灵光得很，小时候上学路上就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后来去了县城的紫阳书院，整天跟同学一块儿琢磨怎么治国理政。 道光十年，他被老爹派去潞河打理茶庄。第二年心里一横，把生意扔了去考科举，靠着监生的身份中举后又中进士，被选进户部上班。结果头十五年一直卡在主事、行走这些小官职上磨磨蹭蹭。好不容易熬到五十岁才升了员外郎，之后这路子就顺了：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一路干到了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他在京城住了几十年，孤身一人住在会馆里，穷得叮当响，但因为说话直来直去、敢说真话出了名。 1851年太平天国打起来了，大清国库马上就空了。咸丰元年九月，王茂荫那会儿在陕西道当监察御史，赶紧递了个奏折提建议：弄点可以换成现钱的纸票，叫有限度发行可兑现钞币。他的意思是钞票不能完全把金属钱给顶掉；发多少得定死数，不然发太多就不值钱了；政府还得保证随时能换成真金白银，让老百姓拿着有底气。咸丰一听觉得挺靠谱，直接把他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不过这方案太强调防止政府搜刮民财，跟朝廷想法拧着来，最后还是没成。 到了咸丰三年，朝廷发了一种不能换真金白银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还铸了当百、当千的大钱。结果北京物价天天往上涨，老百姓拿这票子当废纸用，都管它叫“吵票”。眼看着情况越来越糟，咸丰四年三月初五他又上了个折子：坚决反对再铸大钱，必须把官票宝钞改回能兑现的状态。他是这么跟皇帝说理的：“政府能定钱值多少，但管不了物价涨多高。钱当一千用的时候，老百姓不敢只给一百；东西值一百的时候，老百姓很难只收一千。” 这话说得太重了，直接把咸丰皇帝给惹毛了。皇帝骂他是“受商人指使”，下令狠狠训了他一顿。后来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看到这段材料，写了句话说：只要纸币是按金属本位来的，兑现就是个经济规律。于是王茂荫成了唯一被《资本论》点名的中国人。 1854年俄国驻北京公使馆把王茂荫的奏折译成德文印成书；1858年德国人卡·阿伯尔、弗·阿·梅克伦堡又把这本书的内容节选翻译出版了。马克思就是从这儿读到的材料，写下了著名论断。 到了本世纪30年代，咱们学者陈启修刚开始翻译《资本论》的时候把名字搞混了，误译成“万卯寅”。后来崔敬伯、侯外庐、郭沫若、吴晗这些人接力查资料考证了半天，才弄清楚原来马克思说的那个“万卯寅”就是安徽歙县人王茂荫。尘封了一百年的往事这才重新浮出水面。 王茂荫反复强调的“防弊三策”——限额发行、随时兑现、必须跟金属挂钩——这三条看着老套，但恰恰戳中了现代发货币的死穴。现在咱们国家货币发多了容易引发通胀预期，回头翻翻这位清代官员当年的奏折可能会有启发：如果信用货币没有金银管着，最后肯定会像当年的“吵票”一样不值钱；不管搞多先进的数字货币都得守住一条铁律——要么有金银本位做支撑，要么能兑现成央行手里的资产——否则再先进的技术也得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