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未来产业正成为各地抢占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抓手。
浙江近年来坚持前瞻布局，提出优先发展仿生机器人等一批未来产业方向，并探索量子信息等领域，以期形成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
在浙江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期间，省政协委员曹国熊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认为，未来产业“从0到1、从1到10”的成长路径更长、更难，亟须以更精准的制度供给和资源配置，为创新种子跨越不确定性“深谷”提供稳定支撑。
问题在于，未来产业技术密集度高、验证周期长，往往需要经历关键技术突破、应用场景验证、规模化产能建设等多重环节。
与传统产业相比，这一阶段的风险识别难度更大、投资回收周期更长、失败概率更高，容易出现“实验室成果难以走出实验室、创业团队难以撑到产业化”的现实困境。
尤其在早期，市场化资本往往更偏好确定性收益，导致一批具有潜在战略价值的项目在关键窗口期面临资金断档、资源不足等约束。
原因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资本结构与产业规律不匹配。
未来产业前期投入大、周期长，而部分资金考核周期偏短，退出路径偏窄，难以承受长期不确定性；其二，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不够紧密。
技术研发、场景供给、产业配套、金融服务之间存在壁垒，成果转化链条易“断点”；其三，全球创新要素竞争加剧。
未来产业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单点技术突破，更体现在对全球创新网络、人才与资本的吸附能力上，若开放力度不足，将难以形成跨境资源的高效配置。
上述问题的影响不容忽视。
未来产业培育一旦出现资金与机制“短板”，不仅会拖慢从创新到产业的转化速度，也可能导致关键技术窗口期错失、创新团队外流、产业生态难以形成规模集聚，进而影响地区在新赛道上的竞争位势。
反之，若能够率先形成适配未来产业的长期资本体系、协同创新机制和开放合作生态，将有望加快形成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增长动能，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针对上述挑战，曹国熊提出从资本、机制、开放三方面系统施策。
首先在资本供给上，强化能够“陪跑”的长期资本支持。
他认为，未来产业在商业化之前需要跨越多重“深谷”，需要具备战略耐心、能够深度赋能的资本。
以杭州探索设立首期规模20亿元、存续期长达20年的“润苗基金”为例，该类超长期资金有助于缓解科技型初创企业早期融资难题，为构建新型资本支持体系提供可复制经验。
建议在政府及国资投资基金体系中探索单列类似超长期基金，并围绕投资策略、考核机制、退出方式与容错机制等进行制度创新，同时依托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等平台，进一步激励社会资本进入长期资本序列，形成多层次、可持续的资金供给。
其次在机制支撑上，推动产学研金政深度协同，打造更紧密的创新联合体。
未来产业链条长、环节多，单一主体难以独立完成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全周期任务。
建议以产业方、科研院所与创投机构为核心，探索以公司制为主要组织形态的紧密型联合体，通过股权等纽带实现要素聚合与优势互补，推动共同投入、共同研发、共同转化，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以制度化协同提升转化效率和产业化成功率。
再次在开放合作上，以更高水平开放链接全球创新资源。
他指出，未来产业的竞争本质上是全球创新网络的竞争，浙江要在更广阔舞台上集聚高端要素。
建议通过高水平开放引进高质量外资、外企，特别是在制度型开放方面推出更有力度的QFLP政策，吸引具有品牌与管理能力的境外资产管理机构来浙设立基金；同时把握浙江创新企业“出圈”带来的关注度，向国际市场更充分展示法治环境与营商环境，增强海外资本与项目对浙江的可预期性和信心，促进更多高科技项目落地。
从前景看，未来产业培育贵在久久为功。
业内普遍认为，围绕“长期资本—协同机制—开放生态”形成闭环，既能提高早期创新的存活率和转化率，也有助于加速形成企业集群、产业链配套与人才高地，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韧性与竞争力。
随着政策工具持续完善、要素配置更加精准，浙江有望在若干未来产业赛道上形成可持续的先发优势，并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更稳定的新动能。
未来产业的培育是一场考验定力与智慧的“长跑”。
浙江以“润苗”之策浇灌创新种子，以开放之姿链接全球资源，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赛道，更为中国参与国际科技竞争提供了地方实践样本。
这场关乎未来的布局，或将重塑区域经济格局，其经验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