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沈先生与罗先生近日遭遇的康养旅居退费纠纷，暴露出当前老年消费市场的维权难题。
记者调查发现，涉事合同存在明显不对等条款，如单方面扩大经营者权利、限制消费者救济途径等，这类现象在保健品、金融理财等老年消费高发领域尤为突出。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重深层矛盾。
首先，老年人对新业态消费模式认知有限，面对专业法律术语时辨识能力不足。
中国消费者协会2022年数据显示，65岁以上群体在消费纠纷中的和解成功率较年轻群体低23%。
其次，维权成本与收益严重失衡，一起标的额2万元的诉讼，老年人平均需承担4800元维权成本。
再者，行业自律缺失与监管滞后形成灰色地带，部分企业通过复杂合同架构规避责任。
这种状况已产生明显的负面连锁反应。
一方面直接损害老年消费信心，全国老龄办调研显示，78%的受访老人因担心维权困难而放弃消费维权；另一方面扭曲市场秩序，个别企业将"维权难"视为盈利模式，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针对这一顽疾，多方正在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
北京市已率先推出养老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将犹豫期、无理由退费等条款纳入标准合同。
中国消费者协会试点"银发通道"，对万元以下纠纷实行48小时响应机制。
更值得关注的是，浙江等地探索建立涉老消费公益诉讼基金，检察机关已对3起老年旅游欺诈案支持起诉。
从制度建设层面看，完善信用监管将成为治本之策。
市场监管总局正在建立全国统一的老年消费服务信用档案，已有42家企业因欺诈行为被列入"黑名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指出，未来需推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衔接适用，建立"调解-仲裁-诉讼"三级维权体系。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老年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不仅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银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只有真正降低维权门槛,让维权之路畅通无阻,才能让老年群体放心消费、安心生活,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拥有更多获得感。
这既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