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短期有效需求不足与长期结构转型任务交织叠加。
一方面，需要稳定预期、提振内需；另一方面，积累多年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仍需通过改革破题。
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5年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提出，“十五五”期间应把“投资于改革”作为与“投资于物”“投资于人”并重的政策着力点，其中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需要优先突破的重点领域。
问题：化债进入深水区，关键在于“治标”与“治本”并重 近年来，部分地区债务负担较重、融资链条复杂、偿债与发展压力并存，成为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与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风险点。
从现实看，单纯依靠压缩支出、延后投资或阶段性置换，虽然能缓释一时压力，但若制度环境不变，债务形成机制难以根本扭转，容易出现“旧账未清、新账又起”的循环。
白重恩强调，化债工作不能止于规模和期限的调整，必须与体制机制改革同步推进，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地方财政与融资行为的可持续性。
原因：改革往往存在过渡成本，投入资金可换取长期制度收益 推动改革并不总是增加长期财政负担，但往往伴随明显的过渡成本。
例如，风险出清、债务重组、资产处置、组织转型等过程，需要阶段性资金支持与政策安排，短期内可能体现在财政支出增加或资源再配置的阵痛。
白重恩认为，为解决过渡成本而投入资金，本质上是“投资于改革”：既可以在短期上对冲需求不足，又能为中长期制度优化、风险化解和效率提升创造条件，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比。
回顾历史，我国在“以投入促改革、以改革化风险”方面已有经验。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银行业改革通过剥离不良资产、重组上市、完善公司治理等措施，集中出清风险包袱，为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与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当前，改革投资的重点领域有所拓展，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地方财政、融资平台体系的重塑，成为新的攻坚方向。
影响：修复资产负债表有助稳增长，但若不配套改革将削弱成效 白重恩指出，通过国债置换等方式，将部分还本付息压力由地方转移至中央，有助于修复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改善现金流状况，缓解“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保发展”之间的挤压，为扩大有效投资、改善公共服务与推进结构调整腾挪空间。
从宏观层面看，地方压力缓释还可能带来预期改善与信用修复，进一步增强经济运行的韧性。
但他同时强调，压力转移并不等于风险消失。
如果地方财政事权与财权不匹配、融资平台仍承担准财政融资功能、隐性担保预期未被打破，那么新的债务可能在相似机制下再次累积，最终冲淡化债政策的边际效果，甚至诱发“边化边增”的风险反复。
对策：以财政体制改革与平台转型为“治本”，并强化宏观政策协同 围绕“治本”路径，白重恩提出两方面改革方向。
其一，深化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关键在于减轻地方政府在事权上的刚性支出压力，使财权与事权更为匹配，稳定地方财政收入预期，降低地方对土地出让收入以及隐性债务的依赖冲动。
通过制度层面的“源头治理”，使地方财政运行更加透明、可持续，从根本上减少财政缺口被非常规融资方式填补的空间。
其二，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妥善处置存量风险的基础上，坚决剥离其政府融资功能。
平台公司要回归企业属性，向市场化运营的国有企业转型，其举债应以自身经营性现金流和市场信用为基础，与地方政府财政信用实现彻底隔离。
只有切断“平台—政府信用”绑定，才能弱化隐性担保预期，推动形成“谁借谁还、风险自担”的约束机制，提升资本配置效率。
在政策配合方面，白重恩还强调，国债发行需要与货币政策高度协同，统筹把握节奏与力度，避免对市场融资形成明显挤出，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与实体经济融资环境稳定。
通过财政、货币、改革政策同向发力，才能在稳增长、控风险、促转型之间实现更优平衡。
前景：改革投资或成“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面向“十五五”，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取得更大突破。
将“解决过渡成本”作为改革推进的重要支撑，有望把短期稳增长工具与长期制度建设衔接起来，在化解地方债风险的同时，推动地方财政体系更规范、融资行为更市场化、政府与市场边界更清晰。
随着相关改革持续落地，地方政府发展方式有望从“土地财政依赖、债务驱动扩张”转向“以公共服务质量和产业竞争力为导向”的更可持续路径。
投资于改革是一项长期的战略选择，既着眼于当前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又为长远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不是简单的财务操作，而是一次深层次的制度创新。
只有坚持债务化解与体制改革相结合，才能真正打破恶性循环，建立起可持续的地方财政体系。
这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中更加注重结构性改革，在短期稳增长与长期促发展之间找到最优平衡点，推动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