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县城如何被写得“真实可感” 近年来，关于“县城叙事”的讨论持续升温：县城既非传统乡土，也不同于大都市，其社会结构更紧密、人际网络更盘根错节，容易文学表达中落入符号化与景观化；如何写出县城的温度、秩序与暗流，成为不少创作者面临的难题。当天在上海书城举行的新书分享活动中，海飞以《剧院》为例提出，县城是兼具城乡气质的熟人社会，“案件”往往牵连情面、利益与沉默，写罪案并非追求奇观，而是借由裂缝进入人的内心与地方共同体的记忆深处。 原因——来自生活积累与地域文化的“底色” 海飞介绍，长期的县城生活经历为其写作提供了稳定坐标。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他在浙江县域生活多年，从事过多种职业，见过日常运转的纹理与人情分寸的边界。正因如此，他在创作《剧院》时能够把“熟悉的潮湿感、黏稠感”转化为叙事气息，将县城的日常逻辑写进人物选择与情节推进之中。 活动现场，青年评论家来颖燕认为，《剧院》的价值并不止于把县城当作背景板，而是将县城作为叙事的主体和结构：地方生活的节奏、语言的含蓄、关系的迂回，共同构成一种江南特有的“文学气候”。安徽文艺出版社有关负责人也表示，该书以悬疑叙事为外壳、以世情肌理为内核，在罪案线索之间呈现一座县城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回声。 影响——以越剧入小说，打开县城叙事的新维度 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符号，越剧在《剧院》中占据关键位置。海飞谈到，从儿时看戏到成年后走进剧院，唱腔与词牌对他的影响潜移默化。作品中，越剧并非简单的点缀，而是情绪的“第二语言”：缓慢的节奏与细密的叙事相互牵引，让人物的隐忍、欲言又止与命运转折更具张力。 与会人士认为，这种写法为“县城罪案+世情书写”提供了更具辨识度的表达路径：在地方戏曲的曲折婉转中，小说得以更自然地呈现县城社会的伦理结构与情感规则，也让地域文化从“被展示”转向“可参与、可感受”的叙事机制。上海书城上表示，不同地域文学在上海相遇，有助于形成“在繁华中回望乡土”的文化对话，推动城市阅读空间与地方经验之间的互相照见。 对策——技术可以助力写作，但替代不了生活与审美判断 面对智能生成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行业讨论，海飞在交流中表达了较为审慎的态度：相关工具可以在命名、资料整理等基础环节提供帮助，但真正决定作品质地的，仍是创作者对生活的进入、对人性的体察与对语言的审美判断。来颖燕认为，创作者需要明确“工具属性”与“主体性”的边界，让技术服务于创作而非主导创作；更关键的是保持独特的观察角度与审美选择，用不可替代的经验与判断建立作品的精神重心。 前景——“迷城”系列持续深耕，县城书写仍有广阔空间 海飞透露，《剧院》是其“迷城”系列的开篇之作，后续作品将继续聚焦南方地域空间，探索人与城市、人与关系网络之间的隐秘关联。在他看来，“迷城”并非地理意义上的迷宫，而是人心的幽微与复杂：每座城都有不易言说的层次，每个人也都有难以被一眼看透的内里。互动环节中，不少读者将阅读体验与自身故乡记忆相连，认为作品唤起了对小城秩序、亲缘关系与人生选择的再思考。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与人口流动加速，县城经验正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切面。以更精确的地方知识、更扎实的现实触感、更开阔的叙事视野来书写县城，有望为当代文学提供持续的内容增量与表达创新。
县城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浪漫化或符号化，而在于用真实的生活经验和清醒的叙事伦理，展现人情网络中的选择与代价、沉默与回响。《剧院》通过悬疑结构挖掘县城记忆——以地方戏曲深化情感表达——提醒我们：在技术与速度的时代，文学更需要回归人的处境，从日常中寻找理解时代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