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既连接家家户户的柴米油盐，也关系乡村发展环境与社会稳定。
甘肃庆城县玄马镇的乡间道路上，常能见到一位白发老人奔走于田间地头、农家院落：遇到纠纷，他先问清缘由；面对争执，他把法律条文讲到明白；看到困难，他尽力帮到实处。
他是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玄马镇人民调解员司登科，73岁，党龄49年，从教书育人44年的乡村教师，到退休后专职从事人民调解，一干就是13年。
问题：基层矛盾多发易发，既要“止争”更要“治本” 在城镇化与人口流动加快的背景下，农村矛盾纠纷的类型更趋多样：劳务用工关系不清引发的工伤赔偿争议、宅基地和庄基边界不明导致的邻里冲突、历史遗留账目与地界划分引起的争执等，往往夹杂亲缘、地缘与现实利益。
若处置不当，小纠纷可能演变为大冲突，影响村庄安宁与生产生活秩序。
群众期待的，不只是“摆平事情”，更是“讲清道理、给出路径、守住底线”，让矛盾在法治框架内得到公平解决。
原因：情绪对立与规则缺位叠加，推动纠纷走向激化 一些纠纷之所以难解，既有信息不对称、证据不足的问题，也有“面子”“旧账”“攀比”等情绪因素。
比如劳务纠纷中，务工证据常分散在用工现场与口头约定里；宅基地争议中，早年划分不规范、资料缺失，加上双方互不相让，容易让冲突升级。
更深一层看，部分群众对法律程序和权利义务认识不足，遇事先争强、后讲理，导致矛盾长期积压。
此时，既懂政策法规、又能做群众工作的调解力量，往往决定了纠纷能否“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
影响：一端连着民生冷暖，一端牵动乡村发展环境 基层矛盾是否能及时化解，直接影响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也影响乡村治理效能与营商用工环境。
司登科曾处理一起外出务工工伤赔偿纠纷：村民樊某在外地打工受伤，用工方推诿责任、否认劳动关系，家属陷入无助。
司登科赶赴外地，走访工友与周边点位收集证据，咨询当地政策，多次与用工方释法说理，最终为当事人争取到12.8万元伤残赔偿。
类似案件的妥善解决，不仅是对受伤者家庭的现实支撑，也向社会传递“依法用工、依法维权”的明确信号，有助于减少后续纠纷和对立情绪。
对策：以法为绳、以理服人、以情润心，提升调解专业化与规范化 在长期实践中，司登科形成了清晰的工作逻辑：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在法律政策的边界内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他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书架上摆满法律法规与案例读本，常用条文摘抄成卡片随身携带；通过持续关注国家政策与典型案例，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遇到拿不准的政策点，他把问题记在本子上，及时向专业人员求证，确保调处“有据可依、说得清楚、落得下去”。
在处理耕地边界等“老问题”时，他注重把法条与乡村实际结合：既对照《民法典》等规定讲明权利义务，也翻看村里老账本、旧记录还原事实，用“看得见的证据”和“听得懂的道理”减少猜疑。
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他强调先稳情绪、再谈规则，善于用日常语言把法律后果讲明白，把家庭责任、邻里关系等现实成本讲透彻，让当事人从“争一口气”转向“算一笔账”。
今年6月，玄马镇一处庄基纠纷一度出现持刀对峙的危险场面。
司登科赶到现场后，没有简单呵斥或强行分开，而是先以递水、拉家常的方式缓和紧张情绪，再抓住家庭牵挂等关键点劝导对方放下冲动，在双方冷静后推动回到事实与规则层面协商。
实践表明，基层调解既需要“敢上前”的担当，也需要“能说清”的能力，更需要“守底线”的尺度感。
同时，他注重“传帮带”，把个人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方法，与年轻调解员一起研讨案例、讲解技巧，推动基层调解力量不断补位、续航，让更多人从“会做事”走向“做得规范”。
前景：以群众工作优势与法治方式结合，为乡村治理注入持久动能 从个体经验看，人民调解的关键在于把党的群众路线、法治思维与基层实际有效结合：既让群众感到公平公正，又让处理结果具备可执行性。
下一步，随着乡村振兴深入推进，土地流转、工程建设、劳务用工、邻里关系等领域的纠纷仍会发生。
提升治理效能，既要发挥老党员、老教师等“熟人社会”中的公信力优势，也要通过制度化建设强化调解规范：健全证据留存与文书流程，加强法律培训与案例复盘，完善与司法确认、行政救济的衔接机制，让“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更有制度支撑。
司登科的故事启示我们，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在于人，在于那些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的党员干部。
他用十三年的坚守证明，一名老党员的初心使命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褪色，反而会在实践中愈加闪耀。
在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更多像司登科这样的"灭火器"和"急先锋"，用法律的力量、用党心换民心，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和谐稳定维护在源头。
这样的坚守和奉献，正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