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初期的上海，新生人民政权有严峻的反特斗争形势；作为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兼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创造性地采取了"以特反特"的斗争策略。此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却在1955年被错误定性为"包庇特务"，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桩重大错案。 历史资料显示，1949年上海解放时，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体系庞大。据不完全统计，仅中统、军统等系统的在册特务就达数千人。面对如此复杂的敌情，潘汉年经华东局批准，决定启用具有双重背景的胡均鹤开展反特工作。胡均鹤曾为中共党员，后叛变加入中统，抗战时期又投靠汪伪政权，但其间曾为我党地下工作提供过帮助。 这一决策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当时上海刚解放，新生政权对敌特系统了解有限。利用熟悉敌特内情的人员开展工作，是快速掌握敌情、瓦解敌特组织的有效途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明确指示："国民党曾利用叛徒顾顺章破坏我们，现在我们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实际工作中，胡均鹤领导的情报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机构成功引导数百名敌特人员自首，协助破获多起特务案件。数据显示，到1951年镇反运动前，上海地区已基本肃清了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这些成效充分证明了"以特反特"策略的正确性。 然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特殊斗争方式被错误解读。1963年的判决书指控潘汉年"包庇特务"、"向台湾泄露情报"，这些都与事实严重不符。实际上，潘汉年始终遵循党原则，其所有工作都经过组织批准，涉及的决策都有完整档案记录。 1983年，党中央为潘汉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这一决定表明了我们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历史档案表明，潘汉年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他为保卫新生人民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不回避曲折，但必须面向真相。对隐蔽战线而言，策略的有效性与制度的规范同样重要：没有纪律与证据的支撑，斗争方式就容易被误读甚至被滥用；没有对复杂性的认识，正确的策略也可能被扭曲为错误的指控。通过依法纠错、以史为鉴，既是对个人命运的负责，也是对国家治理和公正信念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