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非一蹴而就。1928年，苏联正式废止了列宁推行的新经济政策，这标志着其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也孕育了后世所称的“斯大林模式”。此转变过程既涉及复杂的权力博弈，也反映了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党内关于发展方向的分歧集中爆发。1925年底，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主张立即终结新经济政策，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核心观点是将农业作为工业化的资源供应地，通过最大化征收农产品积累工业投资资本。对此，时任党内农业政策主要代表的布哈林坚决反对，他认为应先保护农民利益，优先发展农业，再逐步推进工业化。 斯大林在这场论战中运用高超的政治手腕。为了削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他暂时站在布哈林一边，使对手孤立无援。这促使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与被排挤的托洛茨基结成反对联盟。经过两年激烈较量，这股反对势力最终被清除出党内权力核心。 随着主要对手的相继出局，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矛盾成为党内最主要的权力争夺焦点。布哈林的经济主张更为严谨，循序渐进的工业化论述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理论优势未能转化为政治优势。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更为敏锐，他深知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下，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难以保障安全，只有加快工业化，建立强大的重工业体系，苏联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战略获得党内多数支持。到1928年，布哈林被彻底边缘化，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绝对领导者。 权力集中很快转向政策激进化。斯大林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战略，将农村系统纳入工业化资源供应网络，农民经济利益大幅受压。通过强制征购和集体化等手段，农业剩余产品被大量转化为工业投资，苏联重工业迅速扩张。 为巩固权力，排除工业化进程中的反对力量，斯大林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清洗”政治运动。虽然造成严重社会创伤，这场运动却强化了个人崇拜和中央集权体制，成为“斯大林模式”最显著的制度特征。 从历史效果看，这一模式在特定时期确实创造了奇迹。苏联在十余年间，从一个农业落后的国家转变为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强国。在二战中，正是这一工业基础支撑了苏联承担巨大消耗并最终击败法西斯。战后，苏联成为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其国际地位与工业化成果密切对应的。 但从长远视角来看，这一发展模式也暴露了严重问题。权力过度集中导致决策僵化，经济结构失衡。农业长期衰退，消费品工业滞后，科技创新动力减弱。高度中央集权依赖个人专制，缺乏自我调整机制。这些结构性矛盾为苏联后期危机和体制解体埋下隐患。
斯大林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选择，反映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艰难抉择；从人类发展史看，该案例揭示了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治理的复杂关系，其经验教训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正如历史学者所言：“任何脱离具体国情的政策移植都可能引发排斥，发展道路的选择最终必须符合自身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