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时制度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1916年——德国率先全国推行——主要目的是延长白天工作时段以减少照明用电，并为工厂延长作业时间提供便利。两年后，美国通过《标准时间法案》，在确立全国统一时区体系的同时引入夏令时。此后，夏令时一度在全球广泛采用，鼎盛时期约有半数国家实行。如今，美国部分地区、欧洲多数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仍保留此做法。 然而，夏令时的推行并不顺利。美国的实践尤其能体现其复杂与争议：一战结束后，美国因执行混乱一度取消；二战期间重新启用，战后又将决定权交由各州和城市，导致交通与广播安排混乱，最终再次废止。最具争议的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1973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夏令时法案，尼克松总统签署生效。政策初期支持率高达79%，但1974年1月6日正式实施后问题迅速显现。尽管留有近一个月的准备期，混乱仍难避免。在日出较晚的地区，儿童不得不在黎明前出门、摸黑步行上学，多州因此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甚至造成多名儿童死亡。不到一年，民意明显反转；1974年10月，国会投票决定恢复标准时间，福特总统随后签署修正案，并于同年10月27日起生效。 当代研究深入指出夏令时可能带来的健康代价。医学与公共健康领域多数专家对此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因为有关证据显示，调整时钟与睡眠紊乱、血糖管理异常，以及心脏病和中风等风险上升存在关联。交通安全上的数据同样不乐观。西班牙研究人员对1990年至2014年数据分析发现，在拨快时钟当天，致命交通事故增加30%；在拨慢时钟当天，同类事故增加16%。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拨快后的第一个周一，各地工伤事故数量普遍上升。 在能源收益上，夏令时的节能效果也受到挑战。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指出，在气候炎热地区，居民下班后往往更依赖空调，实行夏令时反而可能增加能耗。研究还预测，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夏令时的潜在节能空间可能继续收窄。历史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1974年1月至4月，美国虽估算每天节省约1万桶石油，但这一收益最终未能抵消公众的反感。 尽管争议不断，夏令时在部分行业仍有支持者。休闲娱乐、餐饮和户外消费等行业普遍认为，夏令时让下班后天色更亮，居民更愿意外出活动，从而带动相关消费。
从战时的应急安排到和平时期的政策延续，夏令时百年的起落折射出人类试图调整自然节律的长期探索。当照明不再稀缺、研究不断强调生物钟的重要性，关于夏令时的讨论早已超出“是否节能”的单一框架，转而成为现代社会如何在效率与人文关怀之间取舍的考题。或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所言：“我们创造的概念时钟，永远无法完美校准自然与社会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