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明白楷书是怎么从隶书变过来的，咱们得先把那个时间段搞清楚。实际上，“楷书”这个词是后来才有的叫法，以前大家管它叫“真书”或者“正书”。要是把“真”和“正”这两个字单独拎出来看，它们指的也不一定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那种规规矩矩的楷书。早在南朝的书里面，凡是说“善写隶书”的，指的可不是汉朝的那种八分体，而是东晋时期那种已经有点样子的楷书。王羲之写的《黄庭经》，还有王献之写的《洛神赋》，其实都属于这个时期的作品。到了唐代，张怀瓘还有孙过庭，他们在讲书法的时候，还是用“隶书”这个词来代指楷书。这就说明从南朝一直到初唐那会儿，两者之间的界限其实并不严格，说白了就是称呼不一样而已。 这演变过程也不是说突然之间就变了个样，不像小孩剪个头发那么干脆。从汉代的八分书过渡到东晋的楷书，中间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动静，全是一天天细微的变化累积出来的。就像小姑娘扎辫子，什么时候从两根变成一根谁也记不清了，现在还有人留双辫呢。书法也是这么个理儿，不管是碑刻、简牍还是纸本上的字，都在不知不觉中过渡着。你根本找不到那一刀一笔就能把两个时期隔开的分水岭。 这个过渡时期里的书体有时候看着挺模糊的。《谷朗碑》虽然被归到楷书里了，但里面隶书的味道还很重；《爨宝子碑》正处于魏晋十六国那会儿，更是典型的隶楷混合体。判断它算哪种体主要看两点：一个是笔画有没有分化成“点”和“画”，另一个是结构是不是还带着隶书那种宽宽大大的样子。要是这两样都有了，那它就可以叫“楷隶”或者“隶楷”。数量上也有个大概比例：汉简里写得像楷书的字如果超过七成以上，才能说明那是成熟的楷书；要是光看一两个挑笔就下结论说是什么时候的东西，那可就太草率了。 要是把书法比作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的话，东晋时期就相当于楷书的“十八岁成人礼”。十八岁已经算是成年人了，四十岁才算到了顶峰；而东晋之后，楷书才算真正离开了隶书的母体，自己单独门户。后人总是找不到“晋楷”的原石？其实《智永千字文》虽然是陈隋时期一个和尚写的，可它宗法的是东晋人的笔意风格，照样能把它当作晋楷的活化石来看待。 南北双方交汇的时候又出现了个大变化：北魏孝文帝把都城迁到洛阳之后，魏楷才有了真正的样子。你看那《嵩高灵庙碑》，结体和用笔还跟隶书有点儿牵连；南方这边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由文人亲手定型了。平着写的字宽宽大大的和斜着写的字紧巴巴的这个分水岭就在这时出现了——《龙门二十品》带头把横画变成了斜的，结体也跟着收紧了。从这以后北碑就进入了“成熟魏楷”的阶段；而东魏、西魏那边又开始复古写回原来那种平画宽结的样式了，看起来像是在“返祖”，但这其实是局部的倒退不能代表整体水平往后退。 到了初唐的时候情况又不一样了。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的字，所以初唐就以南朝为学习的方向了。像《孔子庙堂碑》、《九成宫》、《道因法师碑》这些都是跟着二王系统走的路子。笔法和南朝文人写的手札也很像。字的大小大概也就拇指那么大，一笔写下去特别顺溜没有停顿。写得又快又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曜这四个人各有各的风格，但大家心里都明白都是在学东晋人的。 等到中唐的时候情况又变了。颜真卿这一系把字写得特别大，《玄秘塔》、《颜勤礼碑》动不动就是好几尺见方那么大。字写大了以后呢？起笔和收笔的顿挫就变得很明显了，还加上了一些装饰性的挑脚动作——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字发展高峰时期都出现过。比如金文的肥笔、小篆的鸟虫体、隶书的波挑都是这样的例子；颜柳把这个传统发挥到了极致。 虽然颜柳被后人当成“美术字的鼻祖”，但他们其实都是二王系统里出来的科班出身。那些顿挫挑脚的动作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故意做作出来的。宋代活字雕版把这些装饰程式化之前，中唐时期书家的装饰里面还藏着个人的性情和时代的气息呢。如果你把那些装饰外壳剥掉就能看到内核其实还是真行相通的；这就是理解唐代不同阶段楷书的钥匙——弄清楚它跟行书笔法之间的血缘关系了，才能看清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