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正史编纂既是史料整理工程，也是一种将历史叙事“定型”的制度化过程；围绕辽、金、元三朝的官修史书，长期存两类突出问题：其一，成书时间紧、材料残缺，叠加后导致部分记载出现疏漏、前后矛盾，甚至讹误沿袭；其二，后出王朝主持修史时，常借助概念设定、制度描绘与人物形象塑造，重置理解前朝的框架，进而影响后世对族群起源、国家治理与历史正当性的想象。陈晓伟在《正史纂修与重建史观：辽金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中指出，辽代“南北面官制”的经典图景、金朝“金源”认同的叙述方式，以及成吉思汗“天命”形象的确立，都可视为正史书写在制度与观念层面的深度介入。 原因——从编修条件看，史料存亡与制度传承直接影响正史质量。学界普遍认为，《辽史》《金史》《宋史》在元末至正初年同时启动纂修，《元史》则完成于明初。对比多部正史，《辽史》内容相对单薄，问题也更集中。原因在于：一上，辽代自身修史与档案体系不够完善，传世材料战乱与政权更替中散佚严重，至元末修史时可依赖的核心材料有限；另一上，元代史官材料不足时更倾向汇综合前代文献进行“拼接式”建构，这虽可能增强叙事连贯，却也容易把旧说中的误读固化为“定论”。更深层的因素是，官修史书还承担为新王朝确立正统谱系、处理前朝遗产的政治功能，因此在制度评价、族群谱系与兴亡因果的叙事安排上，往往带有“以当代需要重写过去”的取向。 影响——当正史叙事被视为“标准答案”，便容易在教育、传播与学术研究中形成路径依赖。以契丹早期史为例，传统叙事常以“古八部”等说法作为族群源流起点，并据此铺陈数百年发展脉络。近年来，史源学与文本批判研究显示，部分“源头叙事”可能来自不同时代传闻与修史需要的牵合，未必对应可靠史实。这种“从正史出发、再回到正史”的循环，不仅影响对辽代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的判断，也会更影响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机制的理解。陈晓伟认为，重新检视正史的编纂逻辑，有助于把研究重心从“接受既有结论”转向“追问结论如何形成”，从而推动辽金元史研究的范式更新。 对策——学界正通过多种路径补强正史研究的证据链与解释力。陈晓伟在书中梳理并肯定了多项代表性成果：冯家昇较早从源流角度讨论《辽史》成书问题，厘清了不少关键线索；此后，苗润博通过《〈辽史〉探源》《重构契丹早期史》等研究，在史源学视野下系统辨析有关文本，推动对契丹早期史若干核心命题的再认识；刘浦江则从史料穷尽、研究视野拓展与民族语文运用等，反思辽金史研究的困境与可能出路。围绕辽代制度史，学界对《辽史·百官志》等篇章的校勘与考订也在持续推进。陈晓伟指出，对辽代官僚体制的理解不宜停留在“南北二元”的简化框架：辽的统治结构更体现因地制宜与分层治理，在中央与地方、宫廷与部族、汉地与草原制度之间，存在更复杂的衔接机制。揭示该结构特征，也为比较金、元两朝在治理整合、制度移植与多元群体协调上的实践提供了参照。 前景——随着文献整理深入与新材料不断出现，辽金元史研究正从“解释既有文本”转向“重建材料体系”。一方面，多语种史料、碑刻文书与考古发现持续公布，为校正文献记载提供了新的支点；另一方面，数字化整理与跨学科方法的引入，有望在人物网络、制度运行与地理空间等层面形成更可检验的研究路径。陈晓伟在书中强调，正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辨析真伪，更在于理解“史观如何被建构”，以及不同政权如何通过叙事处理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连续性。面向未来，辽金元史的深入研究将为更准确阐释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更扎实的学理支撑。
陈晓伟教授的新著聚焦正史纂修与史观重建，通过揭示修史背后的制度逻辑与政治意图，提示历史研究不应止步于史料的汇集与复述，而应深入追问历史叙述如何生成、又如何影响后世认知。在中国古代多民族政治文化研究中，这种反思与批判尤为关键。该书的出版有望推动辽金元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在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上的进一步拓展，为学界提供新的观察角度与讨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