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亲属间合同履行受阻，矛盾升级至诉讼； 据介绍，该案双方系亲叔伯兄弟关系。多年前二人共同取得一宗回迁地块，并于2020年11月签订地块分配协议，约定各自占用面积63.15平方米，左侧归一方、右侧归另一方，且一方已向另一方支付回迁地购买款76702.5元。后一方拟依约建房时，另一方多次阻挠施工，协商未果后引发诉讼，请求解除协议并返还款项及相应资金占用费用。立案后，双方情绪对立明显，言辞激烈，但又对亲属关系存有顾念，纠纷具有“法律争议叠加亲情裂痕”的典型特征。 原因——权益预期错位与沟通失序叠加，诱发对抗性行为。 从纠纷成因看，一是对协议条款理解不一致，围绕地块使用、建房先后、边界衔接等细节预期存在偏差，导致履行阶段矛盾集中暴露。二是亲属交易中常见的“重信任、轻凭证”惯性，使得部分关键事项未能在协议中充分细化，留下解释空间。三是沟通机制缺位，发生分歧后未能及时通过第三方协调，情绪化表达替代理性协商，矛盾由“争权益”滑向“争面子”，最终将家庭内部摩擦推向司法程序。 影响——既关乎合同秩序，也牵动基层社会治理成本。 此类亲属间合同纠纷表面是利益分配争议，实则牵连长期亲情关系与邻里评价。一旦矛盾长期僵持，不仅可能导致财产处置受阻、居住建设停滞，还可能引发继续冲突，影响家庭稳定与社区和谐。对法院而言，若单纯以判决定分止争，虽能明确权利义务，但当事人关系修复难度较大，执行阻力和“案结事不了”的风险随之上升。因此，在事实清楚、争议可调的案件中，推动实质性化解更有利于减少社会摩擦与治理成本。 对策——坚持调解优先，法理情并重推动实质化解。 云城法院承办法官在审理中坚持公平公正原则，把调解贯穿纠纷化解全过程：一上，围绕合同效力、履行义务、违约责任等核心问题向当事人释法明理，明确各自权利边界与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引导双方回到“依法解决”的轨道；另一方面，针对案件亲属属性，注重在沟通中修复信任，推动当事人从情绪对抗转向诉求表达与利益衡量，促使双方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寻找最大公约数。经过多轮耐心疏导与协调，双方逐步消解“赌气”心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调解协议，纠纷得以妥善化解。 前景——以“如我在诉”促“案结事了”，为基层矛盾治理提供可复制经验。 当前，涉家庭、涉邻里、涉回迁安置等纠纷在基层较为常见，既涉及合同规则，也关乎群众情感与生活秩序。涉及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践行“如我在诉”理念，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推动调解、审判、执行衔接发力，强化对易发多发矛盾的前端治理与风险提示，努力在依法裁判与情理修复之间实现更优平衡，让司法既体现规则刚性，也彰显民生关怀。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调解机制进一步规范化、专业化，更多纠纷有望在进入对抗性诉讼前得到分流化解，形成“减少对立、促进和解”的良性循环。
"调的是矛盾纠纷，解的是民意民心。"云城法院成功调解这起亲属纠纷案件，不仅解决了具体争议，更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这提醒我们：法律的目的不是制造对立而是实现和谐，司法的价值不仅在于裁判更在于化解矛盾。在坚守法治底线的同时，以调解为纽带，兼顾法理人情，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这正是新时代司法工作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