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务工群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高风险人群之一。
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借“高薪急招”“包进场包食宿”“熟人介绍更可靠”等话术，瞄准务工人员跨地区流动频繁、信息渠道相对分散、对用工规范了解不足等特点，将诈骗嵌入招聘、培训、缴费、工程结算等环节。
一些案例中，受害者在未核实企业资质、未签订规范合同的情况下，先后被诱导缴纳“报名费”“体检费”“进场押金”“保证金”，甚至被要求向个人账户转所谓“工程款周转金”，最终出现“人去楼空”“群聊解散”“电话失联”。
诈骗不仅造成财产损失，也容易引发劳动纠纷与社会治理成本上升。
原因——信息不对称叠加心理诱因，给违法行为留下缝隙。
一方面，劳务供需不匹配导致“急找活、快上岗”的心理普遍存在，部分务工人员对企业资质、用工主体、合同条款、工资发放规则等关键要素掌握不足，容易被“先交钱后安排”“口头承诺等同合同”等说辞误导。
另一方面，线上招聘渠道快速扩张，短视频、社交群、招聘应用等传播链条长、身份隐匿性强，虚假信息容易复制扩散；少数用工组织管理不够规范，工资发放节点不透明、维权渠道不清晰，也给“欠薪衍生诈骗”“冒充企业财务催缴”等骗局提供空间。
此外，跨区域务工使得受害者在证据留存、属地报案、追赃挽损等方面面临更多障碍。
影响——既损害个体权益，也扰乱劳务市场秩序。
对个人而言，诈骗往往直接指向“钱袋子”，轻则损失数百元“报名费”，重则卷入多次转账、借贷套现，影响家庭生活与后续就业；对企业和工地而言，虚假招聘扰乱用工组织，增加管理成本，甚至引发群体性纠纷风险；对劳务市场而言，诈骗侵蚀诚信基础，降低正规渠道吸引力，导致“越不信正规、越容易被骗”的恶性循环。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旦骗局与欠薪、非法用工、假资质挂靠交织，问题便从单纯财产犯罪扩展为复合型治理难题。
对策——以“四层防护网”打通关键环节，形成可执行、可追责的防控闭环。
第一层是个人防护，突出“可记、可做、可核验”。
务工人员需在求职环节牢牢把住“三不三查”：不缴纳招聘费用，不向个人账户私转所谓“保证金”“工程款”，不轻信“老乡、熟人”的口头承诺；同时做到查企业资质，重点核对营业执照、劳务资质等信息是否真实有效；查合同条款，明确工资标准、计薪方式、发放时间、加班与扣款规则等核心内容；查收款账户，涉及费用或工资往来应以企业对公账户为主，账户名称与营业执照信息不一致的应提高警惕。
实践中，“先核实再行动、先签合同再入场、先对公后转账”应成为基本准则。
第二层是企业与工地协助，突出“透明管理与入职提醒”。
用工主体应落实“两公示一提醒”：公示正规招聘渠道，避免第三方“中介群”成为信息入口；公示工资发放时间、标准及维权电话，减少信息不透明导致的误解与被冒用空间；同时将反诈培训纳入入职教育，对财务、材料管理等关键岗位建立定期提醒和风险提示制度。
通过制度化公开与常态化教育，把风险拦在“第一天入职、第一笔转账”之前。
第三层是劳务市场支持，突出“服务前移与快速处置”。
劳务市场可提供资质核验服务，协助求职者核对招聘企业合法性和用工主体真实性；设立反诈咨询点，面对面解答“收费是否合规、合同怎么签、账号能否转”等常见问题，并发放便于携带的防骗提示材料；同时畅通投诉举报通道，对虚假招聘线索快速受理、分类研判，必要时与公安机关联动处置，实现“发现—核查—下架—追查”闭环。
第四层是社会联动，突出“协同治理与源头治理”。
公安、人社、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对虚假招聘、非法中介、欠薪诱发诈骗等依法打击；对违法成本低、跨平台流窜的行为，需通过线索会商、跨区域协作提升侦办效率。
平台治理同样关键，劳务招聘应用与短视频平台应加大对虚假招工信息清理力度，完善实名核验与风险账号标注机制，强化对“高薪诱导+收费引流”等异常模式的识别拦截。
宣传覆盖要更贴近务工场景，在工地围挡、宿舍、劳务市场等重点区域张贴提示、播放音频，将反诈知识送到“看得到、听得见、用得上”的位置。
前景——从“事后追损”转向“事前预防”，推动用工环境更规范。
随着各地将反诈宣传、劳动权益保护与劳务市场治理一体推进，务工人员对合规招聘、规范合同、对公支付等规则的认知有望进一步提升；企业透明用工、按时发薪的管理要求也将更清晰。
下一步，若能在更多地区推广统一的招聘信息核验、合同示范文本、工资发放公示和快捷举报机制，并将平台责任与部门执法更紧密衔接，电信网络诈骗在劳务领域的活动空间将被持续压缩，劳务市场秩序和劳动关系稳定性也将得到巩固。
保护务工人员免受诈骗侵害，不仅是维护个人权益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劳动力市场秩序、社会稳定的重要课题。
通过建立科学完善的四层防护体系，让防范意识深入人心，让防范措施落到实处，让防范机制不断完善，我们就能为广大务工人员营造更加安全、诚信的求职环境，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