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汪曾祺在散文《老年的爱憎》里，回忆了大约三十年前在张家口澡堂的一件事。当时他翻阅留言簿，看到叶圣陶给一位姓王的老搓背工题了几句话，夸赞他服务周到，还说“与之交谈，亦甚通达”。汪曾祺觉得用“通达”来形容一个老搓背工很有意思，也因此对叶老的为人印象深刻。这个词让他想起了鲁迅在《祝福》里对本家叔叔堂上对联的讽刺，“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其实是对讲理学的老爷的一种反讽。近年来，市场上流行起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的悠闲小品，出版社争相出版他们的书。汪曾祺认为这反映了人们生活紧张需要放松的心态。但他不赞成一窝蜂地出这类作品，尤其是把他的作品也归为悠闲文学一类。 汪曾祺承认自己写过一些风俗、食物和草木虫鱼方面的文章，看起来确实轻松悠闲，但也写过如《陈小手》这样沉痛的作品。他不喜欢那种无爱无憎、胆小怕事的人。中国人有一种“忍”的哲学，他小时候就听说过“百忍堂”张家的故事，觉得非常讨厌。现在的名胜古迹卖的书法拓本里最多的就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和一个大大的“忍”字。周作人欣赏杜牧的“忍过事堪喜”，但汪曾祺觉得这不符合杜牧的性格。杜牧写过《阿房宫赋》，“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凡事都忍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