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至武周年间，一个显赫军事世家的突然倾覆，留下了深刻的政治教训。英国公徐世勣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他的家族在嗣圣元年（684年）迎来转折。当时任眉州刺史的徐敬业以恢复李唐为名在扬州举兵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这场仅持续三个月的叛乱最终导致了株连九族的悲剧。
徐茂公的预言最终成为了现实，但这个悲剧本不必发生；一个有远见的统治者应当懂得如何既能充分利用功臣的才能，又能通过制度设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徐敬业之变提醒我们，历史上许多看似个人的悲剧，其实都是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唯有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才能避免功臣与皇权之间的悲剧循环，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