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政务APP、工作群组等移动端工具提升政务效率、方便群众办事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度成为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重要抓手。但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把“上线一个应用、建一个平台”简单等同于数字化治理，把“线上留痕”当作工作落实的主要依据，导致应用数量膨胀、功能重复叠加、考核指标网络化倾向加重。基层干部“手机里装不完、表格填不尽、照片传不完”的情况时有出现，群众端也面临入口分散、体验不一致、信息反复提交等问题。整治数字空间的形式主义，已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绕不开的课题。问题的形成——既有技术层面的分散建设——也有治理理念与考核导向的偏差。一上，部分地区推进数字政务过程中仍沿用“条块分割”的惯性，部门各建各用、系统相互割裂，数据标准不统一、接口不畅通，导致同一事项多头填报、重复录入。基层在多个系统之间频繁切换，增加了不必要的事务性负担。另一上，一些地方过度追求可量化、可展示、可排名的指标，将线时长、打卡次数、积分排名等作为管理手段，甚至把点赞量、转发量等网络数据与评价挂钩，容易诱发“为留痕而留痕”，形成新的“数字化层层加码”。同时，部分应用在建设论证、需求评估、上线审核、退出机制等环节缺少硬约束，出现“建而不用、用而不精、精而不通”的资源浪费。这类问题带来的影响是多上的。对基层而言，“指尖上的忙碌”挤占了走访入户、矛盾调处、政策落实等线下工作时间，削弱了治理的温度与实效，也影响群众诉求的及时响应。对政府治理体系而言，碎片化应用抬高维护成本、增加安全风险，数据孤岛不利于跨部门协同，影响公共服务整体效率。对群众体验而言，多个入口、反复提交、标准不一会降低办事体验，甚至把原本可简化的流程复杂化，背离数字政务“便民利民”的初衷。针对上述痛点，新出台的《办法》以制度约束划清边界、以规范治理推动整合，表达出明确导向：数字工具必须服务治理本质，不能成为新的负担来源。《办法》提出，除安保、应急等特殊场景外，政务应用程序不得设置打卡签到、积分排名、统计在线时长等强制性功能；不得将点赞量、网络投票数、转发量、学习时长等作为考评依据。这些规定直指以“线上指标”替代“实际成效”的倾向，有助于把基层干部从“刷数据”“赶排名”中解脱出来，把精力更多投向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同时，《办法》明确“县以下（不含县级）单位原则上不得开发建设政务应用程序”，并要求清理整合存量冗余程序、推动数据共享，从源头减少重复建设与多头填报，为打通数据壁垒、提升政务服务一致性提供制度支撑。落实好《办法》，关键在于把规定落到可操作、可评估、可持续的治理机制上。一是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严格应用立项论证和上线审核，能整合的不新建、能复用的不重复，推动“一个入口、统一标准、协同办理”。二是加快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以事项为牵引统一数据标准与接口规范，推动跨层级、跨部门数据按需共享，尽量减少重复填报与重复录入。三是优化考核评价体系，把“群众是否满意、基层是否减负”作为核心标准，降低对线上留痕的依赖，推动考核从“看痕迹”转向“看实绩”。四是完善退出与清理机制，对长期低使用率、功能重叠、维护成本高的应用及时关停下线，避免“只增不减”。五是守住安全底线，强化权限管理、数据保护与风险评估，确保政务应用在合规、安全、可控的轨道上运行。从更长远看，《办法》的出台有助于推动电子政务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随着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深入，移动端政务应用将更注重统筹规划、集约建设与服务体验，技术应用从“拼数量”转向“重质量”，治理方式从“管理本位”转向“服务本位”。在制度约束与技术迭代的共同作用下，政务数字化有望从“多系统并行”走向“协同一体运行”，更好支撑基层治理现代化，为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数字支撑。
数字化治理的目标，是让技术服务治理、让治理更贴近民生。《办法》的出台只是起点，关键在于抓好落地执行、健全长效机制。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推动工作从“重痕迹”向“重实绩”转变，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升级，真正让基层干部从“指尖负担”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为民服务的实际工作中。唯有如此，才能以“基层善治”不断拓展“中国之治”的新空间，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