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让“马”的文化符号从典籍与展柜走向公众生活、从“看得见”走向“读得懂” 马既是古代社会重要生产力与交通工具，也是中华文化中极具张力的精神象征。当前，各地公共文化供给持续丰富，但文物资源与非遗项目如何讲出更清晰的历史逻辑、形成可感可知的传播表达，仍是文化传播与文旅发展的共同课题。尤其在节庆消费与“国潮”热度升温的背景下，公众期待的不只是“打卡”，更希望在一次观展、一场活动、一个文创中获得对文明脉络的理解与共鸣。 原因——文物与非遗所承载的多重信息，天然具备构建叙事的能力；中原地区资源密集、层累清晰 从文字源头看，甲骨文中的“马”以象形方式勾勒马体特征，既用于动物名，也见于方国名、官名，说明马在政治、军事与社会组织中早已占据重要位置。进入礼制与审美体系之后，马的形象不断被物化、艺术化，并与时代精神相互映照。 在文物序列中，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马以小体量呈现早期马形象的凝练表达，反映了商代工艺与观念对“灵动”“神采”的追求。唐代的马形塑造则更具开放气象：以洛阳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唐代黑釉陶马为例，其通体黑釉、蹄面留白形成“四蹄踏雪”的强烈视觉效果，造型健硕、装具精细，既映照盛唐对良马与骑乘文化的推崇，也折射当时对外交流带来的马种与审美影响。 马并非仅与宫廷仪仗相连，也与社会生活相互嵌套。河南出土的盛唐骑马狩猎纹铜镜，把贵族狩猎场景与山水花卉元素融于一体，反映了当时崇尚力量、尚武尚猎的生活风尚。汉代绿釉勇士骑飞奔马俑以疾驰姿态刻画“驿骑如星流”的效率想象，提示马在驿传、军情与治理体系中基础地位——古代国家治理离不开交通与信息传递的“速度”，而马正是支撑这个体系的重要力量。 遗址发现继续拓展了“马”的文化边界。开封州桥遗址出土的北宋石刻祥瑞壁画中出现海马、仙鹤、祥云等组合意象，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既是高水平石刻艺术遗存，也折射汴河漕运枢纽的繁盛与宋代“天人感应”的祥瑞观念。由此可见，马的形象在不同时期可作为现实工具、权力象征、审美对象与精神寄托多重存在，具备天然的叙事张力。 影响——以“马”为线索的系统呈现，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促进文旅消费、推动保护利用协同 一是增强历史理解的“可视化”。用具体器物讲清“马”从生产工具到文化符号的演变，可将宏大历史转化为公众可触达的细节，提升展陈传播效果与教育功能。 二是提升文旅供给的“结构化”。当文物、非遗、地名记忆与城市空间相互串联，地方文化不再是零散点位，而是可持续运营的线路与内容体系，有利于形成更稳定的文旅吸引力与消费场景。 三是推动保护与利用的“同向发力”。文物活化、非遗展示、文创开发若建立在严格保护与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可在不损害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拓展社会参与，形成“保护—传播—再认识—再保护”的良性循环。 对策——以研究为底座、以叙事为主线、以公共服务为抓手，提升文化表达与治理水平 首先，强化学术支撑与标准化阐释。围绕代表性文物与重要遗址，完善年代、工艺、功能与观念史的解读体系，避免“只讲漂亮不讲来历”，让公众在审美之外获得可验证的知识框架。 其次，打造跨门类的叙事链条。以“马”为主题，将文字源流、器物谱系、交通制度、军事狩猎、民俗寓意等要素贯通起来，形成“可看、可读、可参与”的综合呈现；在表达方式上，适度运用情景化导览、分众化解说与城市文化线路，提升抵达率与停留时长。 再次，推动非遗与当代生活衔接。围绕唐三彩、民俗寓意等内容，鼓励在地工艺与现代设计协作，发展兼具文化含量与实用价值的文创产品，但应坚持规范标识与质量把关，防止“概念化”“同质化”。 同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通过博物馆进社区、进校园与节庆主题活动，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对重点文物与遗址加强数字化记录与风险评估，提高预防性保护能力。 前景——从节庆热度走向长期工程，让传统文化在当代形成更强“续航能力” 展望未来，文化传播的竞争力不只取决于资源多寡，更取决于能否把资源转化为清晰的叙事、稳定的产品与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以中原“马”文化为例，其时间跨度长、类型层次丰富，既能呈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能体现交流互鉴与制度演进。若能在考古研究、文博展陈、非遗传承与文旅产业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协同机制，节庆节点的关注度有望转化为长期的文化消费与社会教育成果，进一步增强城市文化标识度与区域文化软实力。
从甲骨刻痕到唐三彩釉色——从宋代石刻到现代生活——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中华民族刚健进取精神的象征；当我们回望这些文物时，感受到的不只是岁月的厚重，更是一个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正通过不断的传承与创新，焕发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