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父这个地方，后来是因为宓子贱而名声大噪，孔子曾给他写过文，季孙氏后来也派人去责问过他，鲁君在他临去前还特地派了两个人去掣肘。宓子贱这个人治理得特别有一套，他刚上任的时候，就给鲁君送了两个亲信。这两个人到了单父，宓子贱就让他们去草拟文书，结果却总是故意捣乱，把字写得乱七八糟。这两人回鲁君那里报告说：“宓子贱在旁边摇着手臂呵斥我们，让父老们都笑话我们。”鲁君听了才恍然大悟：“我总是去打扰宓子贱，害得他没法好好施政。”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单父从此不再是鲁国的了，而是宓子贱的了；以后只要五年报一次政绩就行了。” 这样一来，宓子贱在单父的治理就顺利多了。有一次齐军要打过来了，单父的麦子都黄了，父老们急得不行，建议抢收自家麦子，这样既能保住粮食，又能断了齐军的粮道。但宓子贱不同意，他宁愿让齐军把麦子抢光也不让百姓越界去收割。季孙氏听到消息后派人来责问他，宓子贱回答得很直接：“单父一年的麦子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真正要命的是那种‘幸敌’的风气要是长起来了——要是老百姓总想着靠外敌入侵来发财捞一把，那国家就没救了。”结果齐军把麦子都带走了，老百姓那种想靠外敌求利的投机心理也被带走了。 宓子贱还特别喜欢弹琴，《吕氏春秋》里就记载了一个对比：巫马期每天都是半夜出门半夜回来，什么事都得自己亲自干；而宓子贱就在屋子里弹琴治政，连台阶都没下过。巫马期问他怎么回事儿，宓子贱说：“我是用人来治理的，你是用力气来干的。用力气的人肯定累得要命，用人的人就清闲得多。”他这一番话把治理的本质给说透了——当领导的最高境界就是别什么事都自己干，而是找对的人站在对的位置上。 据说宓子贱还特别会做人情世故：“父事三人、兄事五人、友事十二人、师事一人。”孔子听了后笑着说：“你把他们都伺候得好好的，单父的治理还能不好吗？”清代有一首《琴台》诗也赞道：“鸣琴座厅事，四境常宴眠。”只要琴声一响起，民风自然就会变好。 还有一次宓子贱上任前去找了一个叫阳昼的人请教，阳昼给他讲了个钓鱼的比喻：“那种吞饵就上钩的鱼叫阳桥鱼；那种绕着鱼饵转来转去的鱼叫鲂鱼。”宓子贱一听就明白了：前者贪财容易控制，后者聪明可以驯服。等到他到了单父的时候，看到半路有很多人在迎接他，就赶紧催马快走：“这些迎候的人都是‘阳桥鱼’。”等进了县城之后，他就把老成持重的宿儒请出来一起治理政务，把那些“鲂鱼”留在深水潭里不管它们了。一年之后全县上下变得很安静；三年之后单父就彻底治理好了。 宓子贱之所以能做到三年大治全靠他的智慧和洞察人性的能力：把权力交给那些会游泳的人手里就行了，自己只要当好那个弹琴的指挥家就行了。单父三年大治的神话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治理从来不是看“我”做了多少事，而是看“我们”各就各位、各尽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