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回广彩，这手艺要从1733年说起，那时候出了一只纹章茶壶，高11.5厘米。这玩意儿叫广彩，全名广州彩瓷，康熙末年刚冒头，算起来到现在刚好三百年。 它本来就是为了往外卖弄出来的，结果靠那种金光闪闪、颜色特别艳丽的洛可可风格，在18到19世纪把欧洲贵族迷得不行，成了“东方给欧洲的金色名片”。现在欧美那些大博物馆里头，还有成万上十万件这样的宝贝，静静守着那段漂洋过海的文化对话。 那时候大清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1685年，海禁被取消了，广州成了唯一能跟外国人做生意的地方。第二年，十三行就成立了。欧洲人特别迷咱们的“中国白”，瓷器成了抢手货。正好那时候珐琅彩的料和技术从欧洲漂洋过海过来，还要求直接用到广州的瓷器上——这么一搞，广彩独有的颜料体系就这么诞生了，也算是有了个“洋彩”的身份。 景德镇那边瓷胎贵不说，运过来路上容易碎。荷兰东印度公司到了雍正初年干脆不订景德镇的货了，直接跟广州的洋行打交道。结果景德镇的画师看不懂欧洲那些符号和图画，老是出错；广州这边有洋画师在旁边手把手教，加上价钱便宜，订单一下就堆得像小山一样，作坊也就进入了黄金时期。 坊间传过一个段子：雍正年间，江西有俩候补官员杨快和曹钧，一直没能去上任，干脆把景德镇的“写红佬”（就是那些给瓷器加彩的师傅）请到广州来，“借胎加彩”——他们负责做素白的胎体运过来，彩绘和烧制都在广州这边搞定。这生意做得特别火，作坊就像竹子一样开枝散叶了。 到了1740年前后，广彩画的盘子已经能工笔细描西洋铜版画了，“款式特别多奇巧，每年都没个定数”，让欧洲人看傻了眼。河南龙导尾、龙田村那边慢慢聚集了一百多家作坊，拿八到十银元一个月工钱的工匠加起来有好几千人——大孩子和老爷爷一起干活，就为了赶在交货期之前交差。 欧洲商人还把家里吃饭用的木模都带了过来：奶壶、可可杯、痰盂……都要求照着版画、油画或者素描的样子烧制。纹章、船舰、花草还有宗教故事都能画上去。为了活下去，广彩艺人不得不降价、想新花样，还跑到美洲和南洋去做生意。原来那种仿清初三彩五彩的老花样也被重新包装了一下，“古彩”“折色人物”这些规矩画法也就有了。 那些织锦缎子上的万字纹、人字纹也被搬到瓷器上变成“满地”装饰，再用进口的洋金水画成“织金”的样子。碎花纹样拼拼凑凑能拼成大图案，“开方”的做法特别灵活；平时没事就把半成品先做好放着，赶货的时候直接拼装起来速度就快了很多。 时间来到二十世纪初，革命家和画家都在广州琢磨怎么“实业救国”，“广东博物商会”也就顺理成章地成立了，“改良工艺”和“美术实用”成了大家的口号。《时事画报》上有文章喊话说：要振兴工艺得先把美术提倡起来。于是就出现了第一批像中国画那样的作品——国画的构图和笔墨味出来了，跟过去那种堆金织玉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1909年香港办美术展的时候，“芳村化观瓷画室”还有“笔花仙馆”这些新工作室展出的清新小盘特别受欢迎；但因为这动了老行会的蛋糕没多久就被人关掉了。虽然这次突围没能长久坚持下去，但它和景德镇“珠山八友”的改良运动算是遥相呼应了一下，给后来的岭南派瓷画埋下了种子。 1915年美国开巴拿马博览会的时候，“十二王击球图箭筒”拿了大奖；但好日子没过多久甲午战争输了签了《马关条约》，日本瓷厂在中国遍地开花把广彩的活路给断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大家抵制日货的时候，工人们直接把库存的龙船岗给砸了；1938年广州被日本人占了技师跑了一大半；抗战胜利后回来的艺人还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后来打内战物价飞涨，“广彩加工场”只好搬到香港去变成“港九绘瓷业职业工会”——那时候大家都叫它“港彩”。 再往后1956年“广彩加工场”又开始干活了；文革十年没法往外出口；80年代以后又火了两次；90年代体制管得太死大路货太多；2008年广彩被列进了国家级非遗名录；这几年国内经济好了“手工精品加文创”让老手艺又有了新花样。 现在广州各区都有几十家工作室和传承基地呢！年轻人也很多出来做事了，老味道和新想法一起并肩站着——这三百年不灭的金色火焰现在还在一直跳跃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