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让地方史志“可读、可感、可用” 地方史志承载着区域社会变迁、风物制度与民生记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现实传播中，史志成果往往以工具书与资料汇编形态呈现，专业性强、传播半径有限，难以形成广泛社会共鸣。
随着公众对历史文化认同需求上升，如何在坚守史实底线的前提下增强叙事表达，推动史志资源转化为可阅读、可传播、可参与的文化产品，成为地方文化建设与文艺创作共同面对的课题。
原因——时代需求与表达方式更新叠加推动“跨界” 研讨会以《大蜀道》创作实践为案例展开讨论。
《大蜀道》由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易旭东、蒋光耘合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历经六年打磨，尝试以“新闻+史学+文学+影视”融合笔法呈现蜀道历史与沿线社会生活。
与会人士认为，这类探索的出现，既源于史志工作“修志问道”与“修志为用”的双重要求，也与当下大众阅读习惯、媒介形态与文化消费结构变化相关：受众更期待通过人物、场景与故事进入历史；文艺创作也需要在真实与审美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以提高历史题材作品的抵达率与影响力。
影响——从“史料考证”到“文化叙事”的范式转向 多位专家学者、作家与评论家在交流中指出，《大蜀道》在地方史志相关研究的文学表达与写作伦理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一方面坚持以史志视角统摄材料，强调史料依据与考证意识；另一方面以更具现场感的叙事结构和更贴近当代语境的表达方式，让历史从“知识对象”转化为“生活世界”，增强了读者对蜀道文化的感知与理解。
与会观点认为，这种写作实践在蜀道研究领域具有补位意义：将分散于典籍、地方志、碑刻文献与口述材料中的信息进行系统化梳理与表达，推动相关研究从单纯的资料整理与学术阐释，迈向可传播的文化叙事，为区域文化品牌塑造、文旅融合发展以及公众历史教育提供了新载体。
同时，这也为如何处理文学化表达与史实边界提供了可讨论样本，即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以更具公共性的叙事方式提升史志成果的社会效用。
对策——守正创新推动史志资源系统活化、协同转化 围绕“地方史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讨会形成多项共识与建议。
其一，明确底线标准。
史志资源进入文艺创作，必须坚持史实为本、来源可溯、逻辑自洽，建立更清晰的资料引用、情节虚构边界和文本责任机制，避免以想象替代史实。
其二，完善转化链条。
建议推动史志部门、文学院与高校科研机构、出版机构以及影视与新媒体平台形成常态化协作，以课题研究、田野调查、档案整理、写作孵化到多形态传播的方式，构建从“资料—文本—产品—传播”的完整路径。
其三，强化地方叙事与国家叙事的贯通。
蜀道不仅是区域交通与商贸通道，也是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空间。
通过对典型历史节点、制度演进与人物群像的梳理，有助于在地方经验中呈现国家治理、民族交往与文化融合的历史逻辑，实现从地方性叙事向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表达延伸。
前景——以高质量叙事扩大文化供给，服务现实发展 面向未来，与会人士认为，地方史志的文学化表达不应止于“把历史讲得好听”，更应在现实关切中发挥文化滋养作用。
一方面，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与全民阅读深入推进，兼具史实可靠与叙事感染力的历史文化作品将拥有更广阔空间。
另一方面，在文旅融合与城市文化软实力竞争中，系统呈现区域历史脉络与精神气质的作品，有望带动相关研究、教育传播及文化产业联动，形成更可持续的文化供给。
同时，随着数字化工具与多媒介传播形态发展，史志资源的表达将从纸质出版扩展到纪录片、音频节目、沉浸式展陈等多元场景。
如何在多形态传播中保持史实严谨、叙事节制与价值引导，将成为下一步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
在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让沉睡的历史资源活起来、让深厚的文化底蕴说出来，是摆在文化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大蜀道》的创作实践表明，地方史志与文学创作的融合并非简单的形式拼接，而是需要在尊重历史、尊重学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意的转化和艺术的升华。
这种守正创新的探索，不仅为地方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表达空间，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