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正史之外，民族记忆何处安放 中国传统史学以“二十四史”为正统，历代王朝兴替、帝王将相的事迹被视为历史主线。但该体系更多记录的是庙堂之上的权力叙事，难以覆盖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晚清学者夏曾佑在为汪康年文言笔记集《庄谐选录》作序时提出质疑：“所谓二十四史者，乃朝报之支流，无关大道。而生民之朔，人事之变，烦冤纡郁不可说。不可说之故，皆备于小说。故小说者，我之民族史也。” 这段话的要旨，是把民间笔记、野史杂录视为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而不只是正史的附录或补遗。夏曾佑所说的“小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体裁，而更接近文人笔记传统，如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元明之际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这类著述记录士人见闻、民间风俗与时事掌故，恰好保存了正史顾及不到、甚至可能回避的细节。 二、原因：专制语境下的历史书写困境 夏曾佑的判断并非无源之论，而是基于具体的历史处境。他在序文中指出，长期专制政治下，言论多有禁忌，著述或难以流传，即便流传也未必可靠。数千年来，民间历史书写常处在压抑与断裂之中。 这种困境既来自政治高压，也反映出传统史学观念的边界。正史以“纪王事”为要务，叙事主体多锁定在统治阶层，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纹理往往被排除在外。夏曾佑敏锐意识到，这样的史学传统会造成民族集体记忆的长期缺口。 夏曾佑（1863—1924），浙江杭县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兼具诗人与史家的身份，其史学观在晚清学界颇具代表性。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号醒醉生，浙江钱塘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是近代重要报人、出版家与政论家。两人身处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他们的交流与共鸣，折射出当时知识界对历史与文化问题的共同焦虑与探索。 三、影响：笔记传统的文化价值重估 夏曾佑提出的命题在当时并非孤声。民国学人瞿兑之在1944年的日记中摘录这段序文后写下“此节甚合余意”，显示这一观念在知识界有现实的共鸣。 瞿兑之（1894—1973），原名宣颖，湖南善化人，晚清重臣瞿鸿禨第三子，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历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院秘书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并在燕京、南开、清华、北师大等高校任教。他长期从事笔记文献整理与编纂，著有《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等，以实际工作回应“以笔记存史”的理念。 瞿兑之在1944年11月所撰《人物风俗制度丛谈》序言中写道：“随笔之书，人皆喜读，余尤嗜之若性命……萃为一编，大则可以考见时代运行、文化递嬗之迹，小亦足以匡谬正俗，裨益见闻。”这既呼应了夏曾佑的判断，也更清楚地说明了笔记在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中的用途。 此外，近代学者谢泳曾撰文指出，钱锺书对《庄谐选录》颇为推重，著作中时有引述。谢泳分析该书中“控君王”一则笔记后认为，汪康年已接受“君王亦须守法”的现代法治观，并将其视为“文明知识成为中国观念的一个绝好例证”。这一讨论从思想史层面提示了晚清笔记的价值。 四、对策与前景：重拾民间叙史传统的当代意义 从夏曾佑的命题出发，可以引申出一个现实问题：在当代历史书写日趋多元的语境下，如何重新认识并激活民间叙史传统，使其成为官方史学叙事的有效补充，值得学界与文化界持续关注。 笔记文学的灵活、贴近现场与重细节，使其能够呈现正史难以容纳的“历史温度”。无论是地方志编修、口述史整理，还是民间文献的系统保护，都可从这一传统获得方法启示。历史的完整性不仅依赖宏大叙事，也取决于细节的累积与保存。
从夏曾佑的发问到瞿兑之的整理实践，一代学人以案头功夫守护的民族记忆，正在数字时代获得新的传播路径。当故宫博物院将《南村辍耕录》所记匠作工艺用于文物修复，当乡村振兴工作者从《燕都掌故》寻找传统村落保护思路，人们愈发清楚：历史不止存在于庙堂文书，也流淌在日常生活与学者的记录之中。重新发现并重视这些历史载体，是理解自身文化与建立稳固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