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执行是司法公信力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环节。近年，一些案件面临财产分散异地、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终本案件积压等难题，导致胜诉权益兑现变慢，市场交易安全和信用环境也受到影响。在2025年执行案件量同比增长15.43%的情况下，如何在案件增长与质效提升之间保持平衡，成为各级法院必须持续破解的现实问题。 （原因）从实践来看，“执行难”通常是多种因素叠加所致：一是财产线索跨地区、跨平台分布，单个法院推进容易受信息壁垒和协作成本影响；二是少数被执行人通过关联交易、虚假诉讼、转移隐匿财产等方式恶意逃避，甚至以拒不执行对抗司法；三是部分困难企业在执行中被“切割式处置”，核心资产一旦处置就可能失去重整空间，债权清偿与企业救治难以兼顾；四是保全措施不够规范时，可能加重经营主体负担，反过来削弱其履行能力，影响执行效果。 （影响）最高法数据显示，信用修复正在发挥“纠偏”和“激励”作用：2025年新纳入失信名单233.98万人次，同时有266.96万人次完成信用修复、回归市场。有关负责人介绍，信用修复人次已连续7个季度超过新纳入失信名单人次，累计1865.18万名被执行人在惩戒压力与制度引导下主动履行义务。此变化说明，执行工作正从“以惩戒为主”转向“惩戒与修复并重”，有助于稳定预期、提升交易安全、降低制度性信用成本。 执行质效上，2025年民事裁判自动履行率达61.01%，同比提高2.7个百分点；案件量增长的情况下，执行到位率为50.59%，执行完毕率为39.29%，全年执行到位金额约2.2万亿元，连续三年保持在2万亿元以上。这些指标既反映执行机制在完善，也体现对恶意逃废债的震慑在增强。 （对策）针对“兑现权益、修复信用、服务发展”目标，人民法院通过多项举措提升执行能力与治理效能。 一是以交叉执行破题，增强跨区域难案办理能力。自2023年10月以来，全国法院累计开展交叉执行47.7万件，其中22.25万件“骨头案”“信访案”“疑难案”“长期未结案”取得实质性进展或化解，执行到位金额达1668.82亿元。通过统一调度、跨域协作，查人找物、处置变现等关键环节提速增效。 二是以精准惩戒与常态修复并行，推动信用体系“能进能出”。有关负责人表示，法院坚持失信惩戒精准化、信用修复常态化，探索失信“失能”分级分类：对恶意失信保持高压，同时为诚实履行、积极纠错的主体提供回归通道，促使市场主体依法经营、守信受益。 三是以刑事司法强化震慑，依法严惩拒执行为。2025年6月，最高法会同最高检、公安部出台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意见，深入明确打击恶意规避、逃避执行行为的规则衔接与证据标准。2025年共有4461人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依法追责，表达出对“躲、拖、赖、抗”零容忍的信号。 四是以保全规范化减少“跑冒滴漏”，同时尽量降低对经营活动的不当影响。法院加大诉讼保全运用，尽可能从源头压缩恶意逃废债空间；对超标、超范围查封等问题及时纠正，更多采用“活封活扣”等方式，在确保债权实现的同时，尽量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的影响。 五是以执破衔接推进“终本出清”，促进要素依法有序流动。推动执行与破产制度有效衔接，是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的重要环节。法院持续开展“终本出清”活动，累计963.82万件终本案件通过执破衔接、恢复执行、自动履行等方式退出终本程序；同时移送破产案件4.84万件，推动1.58万家企业实现“出清”。相关负责人指出，对仍在生产经营、具有挽救价值的困境企业，应强化“早识别、早移送、早救治”，避免在单一执行程序中直接处置核心资产，错失重整窗口。 典型案例显示，执破衔接与统筹协调可实现“救企业、清债务、稳预期”的综合效果。深圳一民营上市公司因资金链紧张引发全国多地涉诉纠纷，执行积案逾400件、负债规模超百亿元。当地法院在执行中评估其品牌与经营价值后，及时启动执破衔接。针对多地查封冻结交织的难点，最高法执行部门统一调度，3天内协调14个省份39家法院完成49个账户解冻，保障重整计划在关键窗口期推进。最终通过现金清偿与留债、信托、债转股等方式组合实施，实现160亿元债务全部清偿，并在解除执行惩戒、推动信用修复后撤销股票交易风险警示，企业实现脱困。 （前景）总体来看，执行工作正从“办案件”向“综合治理”深化：一上，通过交叉执行、信息共享与协同处置提升执行穿透力；另一方面，通过分级分类惩戒、信用修复常态化和执破衔接机制，形成“惩戒有力度、修复有路径、退出有规则、救治有窗口”的闭环。随着拒执犯罪打击力度加大、保全与处置更规范、执行与破产衔接更顺畅，信用经济运行的法治基础将进一步稳固，市场主体对司法规则的可预期性也将持续提升。
司法执行连接着法律裁判与现实权益，关系司法公信力和市场秩序。当前，人民法院在依法严惩失信行为的同时，更加重视信用修复与企业挽救，使执行既有力度也有空间。这种刚柔并举的思路——既维护法律权威——也为主动纠错、积极履行的主体提供回归机会，为建设诚信社会、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坚实的法治支撑。随着执行体制机制持续完善，司法执行将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