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多重压力叠加，焦虑成为普遍情绪 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之际，关于“精神内耗”“年龄与容貌焦虑”“担心被新技术替代”“就业不稳”等话题引发持续讨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在采访中表示，焦虑并非个体的“意志不够坚定”，而是转型期社会情绪的集中呈现：有人担心收入波动影响家庭开支，有人面对职业技能迭代感到不安，也有人在社交平台的比较中陷入自我消耗。记者在多地走访中了解到，不少受访者谈到“不能停”“不敢病”“怕落后”等现实顾虑，尤其在育儿、养老、房贷等支出叠加时，心理负担更为突出。 原因：经济结构调整与技术迭代加速，叠加评价体系单一化 从宏观层面看，产业升级与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用工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部分岗位面临重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快进入生产生活场景，推动效率提升的同时，也改变了知识与技能的“保值周期”，一些劳动者产生“追赶焦虑”。从社会层面看，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外部评价更易量化，使部分人把生活简化为“排名”与“对比”，忽视了个体差异与长期积累的价值。特别是针对女性的外貌与年龄评判仍然存在惯性，一些人被迫在多重角色中周旋，焦虑由此被放大。 影响：过度内耗侵蚀行动力，影响就业质量与家庭关系 多位专家指出，长期处在高压与自我否定状态，容易带来睡眠障碍、注意力下降和决策困难，进而影响学习再培训效果与职业选择，形成“越焦虑越停滞”的循环。家庭层面，持续紧绷会压缩有效陪伴时间，增大亲子与代际沟通成本。社会层面，如果把技术进步简单等同于“取代”，将不利于形成理性预期，也可能削弱劳动者主动学习的动力，影响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策：公共服务托底与个人行动并重，建立可持续的应对方式 针对“精神内耗”，蒙曼提出要把注意力从无效比较转向可执行的行动，强调精神状态属于个人责任，关键在于减少自我消耗、恢复行动能力。她建议通过运动、规律作息等方式重建身心节律，以“做一点、成一点”替代空转式担忧。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职业冲击，她强调技术可以成为工具，但不应成为牵引人的“缰绳”；越是技术进步，越需要人的判断、温度与价值选择。对“年龄焦虑”，她提出应跳出单一审美与评价框架，把健康、自由与稳定心态作为更长期的价值坐标，形成对自我更友善的认知。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缓解焦虑同样需要制度与服务支持。一是持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围绕新产业、新职业加大培训供给，推动“岗位需求—课程体系—技能认证”衔接，降低转岗成本。二是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推动学校、社区、用人单位建立更可及的心理支持渠道，提升早识别、早干预能力。三是优化社会评价环境，倡导多元成才与多样生活方式，减少对年龄、性别、外貌的刻板化审视，让更多人能够在自身节奏中获得确定感。 前景：以“慢变量”对冲“快变化”，在不确定中积累确定性 与会人士认为，技术扩散与产业变革仍将持续，“焦虑”不会因某个节点自动消失，但可通过能力建设与社会支持逐步转化为前行动力。面向未来，劳动者需要把学习变成常态，把职业规划从“一次选择”调整为“持续迭代”，在掌握数字技能的同时，强化沟通协作、创新思维、责任意识等难以被替代的能力。社会层面，则应继续以更公平的机会供给、更稳定的公共预期、更温暖的服务体系，为个体“慢慢成长”提供空间。
在社会转型与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下，焦虑的出现是必然的，但绝非无法化解；关键不在于消除所有压力，而在于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当每个人都能在时代浪潮中找到自己的节奏，当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形成良性互动，我们就能构建更具韧性的发展模式。这需要制度的智慧，更需要每个人的自我调适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