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工资条，记录着共和国初期对科研工作者的朴素关照。近日公开的北京大学档案显示，1949年从物理系毕业、以全系第一名成绩留校任助教的于敏，每月工资为400斤小米。这个数字看似简单，却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实处境——以最基本的粮食保障知识分子的生活，用最直接的方式支撑科学事业。按当时市价折算，这笔工资约合三十八九到四十几块钱，足以维持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开销。物资匮乏之下，对科研工作者的尊重与支持依然清晰可见。
从泛黄的工资条到罗布泊的蘑菇云，于敏用一生写下“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当今天的科研人员拥有远比400斤小米更充足的条件时，更应记住那份在匮乏中仍坚持向前的初心。在建设科技强国的道路上——这些藏在档案中的精神坐标——依然能够为后来者提供方向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