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焦虑营销”要治理，信息缺口如何填补 近年来，围绕高考志愿填报、考研择校、专业选择与就业去向的咨询服务快速增长。一些从业者凭借对规则、数据与行业的熟悉，帮助考生家庭降低试错成本，也因此获得关注。但，个别机构以“危机叙事”作为主要销售手段，将不确定性放大为恐慌，把“改变命运”的期待包装成高价产品，诱导消费、扰乱秩序。主管部门此次明确“严禁贩卖焦虑”等要求，回应了社会关切。舆论也提出新的追问：当市场中以“强刺激”获客的做法被依法遏制后，普通家庭仍然存在的升学与就业信息差，谁来以更可信、更普惠的方式补齐？ 原因——信息不对称与资源差距叠加，催生咨询热 从现实看，升学选择涉及政策条款、投档规则、院校差异、专业培养、就业去向等多重变量，且各地政策、批次设置、招生计划变化较快。对不少家庭而言，缺的不仅是“努力”，更是对制度和数据的理解路径。尤其在县域和农村地区，家长普遍缺少高校与就业市场经验，难以通过熟人网络获取有效建议，容易在“只看分数、不懂规则”“只看校名、不懂专业”的误区中徘徊。 此外，就业结构调整、行业周期波动加剧，使“读什么、去哪里、将来做什么”更具不确定性。对未来的担忧本属情绪常态，但当公共信息供给不足、学校指导力量不均衡时，焦虑更容易被转化为付费冲动，形成“越不懂越紧张、越紧张越付费”的循环。 影响——治理乱象有利市场出清，但也需防止“真信息”供给下降 从积极面看，严禁以焦虑进行营销，有助于遏制虚假宣传、过度承诺和价格不透明，推动培训与咨询回归教育规律与诚信经营，减少家长与学生被情绪裹挟的非理性决策。行业将迎来更明确的合规边界，劣币出清，优质服务被迫向专业化、透明化转型。 需要看到的另一面是，若“反焦虑”被片面理解为“不能谈风险、不能讲现实”，或让从业者因合规顾虑而回避必要的风险提示，可能导致有效信息供给下降。对缺少指导资源的家庭来说，最怕的不是听到不顺耳的话，而是听不到可核验的真话与可对照的数据。治理目标应当是“去虚假、去夸大、去诱导”，而不是“去信息、去提醒、去讨论”。 对策——用制度化供给替代情绪化营销，构建多层次公共服务 一是做强权威信息发布与数据服务。建议继续提升招生、培养、就业等信息公开的可读性与可比性，将院校专业的培养方案、转专业与保研政策、历年录取位次、毕业去向、实习实践资源等关键数据以更友好的方式呈现，减少“信息在网上但看不懂”的落差。 二是增强中学阶段生涯规划与志愿辅导能力。推动高中学校完善生涯教育课程体系，提升班主任、年级组、专职教师的指导能力；对师资薄弱地区，可通过区域教研共同体、线上公共课堂等方式补齐。让基本指导成为公共服务而非“奢侈品”，才能从源头降低被营销牵引的概率。 三是建立合规咨询的行业标准与透明机制。明确咨询服务的资质、收费、服务边界、风险提示与纠纷处理机制，推动从“名气背书”转向“过程可追溯、结论可解释、数据可核验”。鼓励行业以公开案例、方法论说明、服务清单等方式提升透明度，防止以情绪刺激代替专业服务。 四是加强对虚假宣传与诱导消费的联合治理。对“包录取”“保上岸”“不过退费”等易引发误导的广告话术，强化监管与惩戒；同时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典型案例发布机制，以案释法、以案促改，形成稳定预期。 五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但纳入公共目标。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媒体平台与公益组织参与开展面向考生家庭的公开讲座与答疑，特别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在内容上强调“政策解释+数据呈现+选择方法”，避免把复杂问题简化为情绪口号。 前景——从“靠个人讲真话”走向“系统提供真信息” 升学与就业选择本质上是公共政策、教育资源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连接问题。个人咨询的走红，折射的是供给结构的短板；严禁“焦虑营销”，体现的是治理决心与价值导向。下一阶段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否定市场或个体经验，而在于让权威信息更充分、学校指导更可及、合规服务更透明，让家庭能够在冷静而充分的信息条件下作出选择。 可以预见，随着监管趋严与公共供给增强，行业将从“情绪驱动”转向“专业驱动”，服务将更强调证据、方法与责任。对广大考生而言，最需要的是可理解、可验证、可比较的真实信息，以及在不确定环境下作出理性选择的能力支持。
教育公平不仅关乎资源分配，也关乎信息权利的平等。在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如何建立普惠的信息支持网络，让每个家庭都能获得真实、有效的教育决策参考，是政策设计必须回答的问题。当信息更透明、更可得，“焦虑营销”自然会失去空间，而这需要政府、学校与社会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