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现代心理学是怎么从哲学里单独长出来的，就不得不提一位83年前回国的学者。当时大家只知道他叫郭一岑，虽然他不像教育家那么出名，可他为中国心理学搞本地化铺垫的路子，现在还在发挥作用呢。这位江西万载的老乡，1894年生的，22岁从北京汇文大学毕业后，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就跑去德国柏林大学和蒂宾根大学混了六年。他把西方心理学的一套东西学得挺透，1928年拿下了哲学博士学位。有了这文理兼备的底子，后来他就特别能批判地吸收国外的理论。回国后他先后去了南京中央大学、暨南大学教书。到了1934年，他翻出了苏联心理学那本书，这可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苏联理论的书。里面把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讲得很明白，一下子给当时只看西方的中国心理学界开了个新天窗。 到了1937年，郭一岑又出了本叫《现代心理学概观》的书，这书里最有分量的就是他提出的那句话：心理学得跟上社会变样，别成了坏哲学的俘虏。这话其实是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启发，也是他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塞进心理学研究里的一种尝试。后来他在中山大学当师范学院院长的时候，特别强调实验心理学和历史都得学。他编的教材不光有外国的东西，还特意挖了挖孔子那时候的中华老思想。这种把中西方放一块对照着看的办法，教会大家别光是照抄西方。 新中国成立后，郭一岑先是在中山大学教书，后来又去了北京师范大学。作为中国心理学会的理事，他帮忙定了好多学科规矩，还搞了一套系统的实验心理学课。在《心理学报》审稿的时候他也很较真儿，坚持理论得跟实际沾边儿。这样一来就带出了一批既懂哲学又能做实验的人。 1977年3月，这位一辈子都在琢磨心理学怎么跟中国文化结合的老先生在北京走了。他留下的《论心理学中的自然主义》那篇论文，直到现在还是批判吸收外国理论的好榜样。想想看，他那时候的想法可比现在大家讨论的“中国学派”还要早上半个世纪呢。今天咱们聊心理学怎么跟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接上头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这位抗战时期就说过这话的人。 郭一岑的一辈子说明了个道理：真要搞出点新花样，光有看世界的眼光不行，心里还得装着家乡的事儿。这种精神劲儿，就是当代中国心理学最宝贵的传家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