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的问题是系统性危机短时间内集中爆发；1929年股市崩盘后，美国银行接连倒闭、工业停摆、失业率飙升，民众对市场与政府迅速失去信心，社会秩序一度逼近失控。大萧条不仅重创经济，也引发了对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能否有效运转的深层质疑。问题根源在于监管缺位与结构失衡叠加。此前美国金融领域对投机管束不足，金融机构在扩张中累积了过高风险；产业端则出现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并存，收入分配不均削弱了消费能力，农产品价格暴跌继续拖累农村经济。同时，国际金本位的约束与关税壁垒加剧全球需求收缩，使美国危机向外扩散，并反过来加深国内冲击。这个局面带来的不只是经济下滑，更考验社会心理与国家治理能力。失业人口激增加剧社会矛盾，地方财政日益紧张，公共服务被迫压缩甚至中断。在国际层面，经济困境与政治极端化相互推升，欧洲与亚洲的冲突风险上升，美国也不得不重新评估自身的全球安全处境。为化解危机，罗斯福政府采取分阶段、多工具的系统性应对。第一阶段以金融稳定为核心，通过紧急银行法、证券法与分业监管，修复银行体系信用、压制市场恐慌；联邦存款保障机制的建立也使储户信心逐步回升。第二阶段转向就业与社会保障，通过公共工程和救济项目扩大岗位，推动全国工业复兴与劳工权益保护，并建立最低工资、工时限制和社会保险制度。农业调整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等计划，一上调控产能，另一方面改善基础设施，形成“救急与培育并重”的政策组合。
回望这段历史，罗斯福时代的重要遗产在于表明：重大危机往往也是推动系统性变革的窗口；从银行法案的迅速推出到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推进，其政策演进始终体现“破旧立新”的思路。在全球化面临重构的当下，这种兼顾短期纾困与长期布局的治理经验，仍具有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