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太平年》热播，使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纳土归宋”这个重要历史事件重新进入当代观众视野；作为该剧审片人之一，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陈志坚从学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出发，讨论历史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取舍，并分析作品对传统历史叙事视角的突破。 从历史背景看，钱弘俶是吴越国末代国王，生于929年，卒于988年，其继位经历颇具波折。作为钱镠之孙、第二代国王钱元瓘的第九子，钱弘俶原本并非最可能的继承人。但第三代国王钱弘佐英年早逝后，继位的七子钱弘倧又被权臣胡进思等人废黜，钱弘俶才被迎立为王。这段经历与南唐后主李煜命运上有一定相似之处。 钱弘俶的人品与性格，是理解其历史地位的重要线索。据史料记载，权臣胡进思多次建议处死被废的兄长钱弘倧以除后患，钱弘俶坚决反对，甚至表示宁可放弃王位也不愿加害兄长。最终，钱弘倧得以安稳生活二十多年，善终并以王礼安葬，折射出钱弘俶的宽厚仁德。生活上，吴越国虽富庶繁荣，钱弘俶本人却较为俭朴，食不重味，体现为知书达礼、谦和内敛的统治者形象。 在对外政策上，钱弘俶延续吴越的既定国策：对内保境安民，对外“事大”。宋朝建立后，吴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由相对松散的臣属逐步走向更紧密的从属。经济上频繁进献贡赋，军事上也听从宋廷调度，多次出兵夹击南唐。宋太祖时期，钱弘俶曾入朝汴梁；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月再次入朝，并于五月主动献出两浙十三州的土地与户籍。这一举措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其意义在于以和平方式完成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整合，最大限度避免战争对民生的冲击。 历代文人学者对钱弘俶的决策多有肯定。北宋政治家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称，钱塘自五代以来便知尊崇中原，亡国之际亦能“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使当地百姓得以“幸富完安乐”。苏轼在《表忠观碑》中更指出，相较蜀地与江南多在兵临城下才被迫降服、河东刘氏以百战守死抗拒王师，吴越“不待告命”便主动献国，其功于朝廷甚大。苏轼并强调，正因吴越和平归宋，杭州作为东南第一州得以保全，民众“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不绝，这是吴越对百姓的厚德。 《太平年》创新之处，在于题目选择与叙事重心的调整。以往谈及“纳土归宋”，人们往往先联想到“统一”的政治概念，进而关注皇帝、将相、军队与战争。“太平年”三字则有意改变这种惯性：它首先指向的是普通百姓的安定生活与社会秩序。“太平”所强调的，不是权力更迭本身，而是民众的安乐与日常。这种表达把传统的帝王中心叙事转向更关注民生的视角，形成一种可见的叙事突破。 从创作角度看，这一视角转换也具有现实指向。长期以来，历史叙事更容易聚焦上层政治与权力运作，对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着墨不足。《太平年》以“太平”为主轴，将关键历史选择与民众福祉相连，提示观众：历史变迁的价值不只体现在版图与名号，更体现在能否带来安定与繁荣。这样的叙事更贴近当代观众的情感经验，也更容易激发共鸣与思考。 不过，从历史学的严谨性出发，该剧仍有提升空间。陈志坚指出，剧中关于普通百姓的情节相对不足，下层社会的视角呈现仍偏有限。其原因一上与史料条件涉及的——现存记载多集中于上层政治，民间生活记录本就稀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创作者需要在有限文献支撑下，寻找更扎实、更具说服力的表达方式。
历史剧的价值不止在于再现往昔，更在于用观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呈现历史选择背后的结构性逻辑。《太平年》围绕“纳土归宋”讲“太平”，提醒人们：统一叙事不应只剩刀光剑影，和平、治理与民生同样构成历史的主体。如何在史实边界内讲出更有人民温度、也更能回应时代思考的故事，既是创作命题，也是公共历史传播需要持续面对的长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