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杨洋给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后李昀鋆打电话，一起聊起了生死教育的事。她觉得现在中国的青少年特别是残障青少年太苦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数据显示，每年大概有几万15到19岁的孩子要面对直系亲属去世，其中不少人得了那种拖很长时间的复杂性哀伤反应。好多孩子变得沉默寡言、成绩下滑甚至想自残，这种痛苦都没人知道。杨洋觉得这事儿得解决。 杨洋说现在中国对死亡和哀伤的观念还是很避讳的，大家都不愿意谈这个。学校、家里和社会都不太会帮忙，很多孩子只能一个人扛着。有一回课堂上有个孩子情绪突然崩溃了，老师却以为他就是“叛逆”，还有的家庭为了面子表面看起来没事，心里早就伤痕累累了。杨洋做了好多调研才发现问题出在哪儿：大家对死亡的禁忌太深，孩子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调节；家里的父母也不敢说不敢提；学校的老师有时候根本不懂怎么处理这些事；社区和社会上的专业服务又少得可怜；政策上也没什么保障。 她建议咱们得赶紧把生死教育的课给补上，特别是要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的任务放进中小学里。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要教，内容得适合孩子的年龄和性格。可以用讲故事、讨论这些温和的方式，让孩子们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也能学会怎么寻求帮助。 老师们也得学这门课。杨洋说学校应该把哀伤辅导当成老师的必修课，提高老师的专业能力，让学校变成孩子们的“安全岛”。家长也别太回避这个话题了，要多跟孩子聊聊、陪陪他们。 政策上也得跟上。杨洋希望能专门出台关于青少年哀伤辅导的政策，还可以在智慧中小学平台上搞个板块专门放这些资源。全社会也得改变观念，别老觉得哀伤是什么不好的事儿。 杨洋觉得这事儿不仅仅是帮那些失去亲人的孩子走出困境，更是在教大家怎么尊重生命、善待自己。让每一份悲伤都能被看见、被接纳、被温暖，让每一个青少年都能在关爱中长大。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温度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