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境外工伤“取证难、认定难、处置难”导致维权受阻。
2025年8月，来自河南郸城的劳动者杨某随诸暨市某劳务服务公司赴格鲁吉亚从事管道施工，在作业中受伤造成跟骨骨裂。
其在当地接受阶段性治疗后，考虑到境外医疗费用较高、个人签证期限临近等现实因素，选择回国继续诊疗。
围绕后续赔偿责任与标准，劳动者与企业多次协商未果。
回国后，杨某往返郸城与诸暨，边康复边维权，希望通过法定渠道解决争议，但因事故地点在境外、劳动合同履行及受伤事实难以核验、关键材料难以补齐，相关程序启动受限，纠纷一度陷入“有诉求却难进入程序”的困境。
原因——跨境用工链条长、证据闭环不完整、协同处置成本高。
境外工伤争议往往涉及海外项目管理、外派人员管理、就医记录、现场证明、出入境及签证等多环节材料，任何一环缺失都可能造成事实认定困难。
同时，劳动者在异地治疗、回国后康复，时间跨度长、沟通成本高；企业端则担心责任边界不清、赔付标准不明，容易出现观望甚至抵触情绪。
对基层治理而言，单一部门受职责边界所限，既要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也要兼顾企业合规经营，缺少跨部门协同就难以形成有效解法。
影响——纠纷久拖不决既损害劳动者权益，也影响企业用工与行业形象。
对劳动者而言，工伤后续治疗、康复费用及误工损失直接关系家庭生计，一旦迟迟无法解决，压力会迅速传导到生活层面；对企业而言，争议持续发酵可能带来用工风险、管理成本上升，影响对外派项目的组织能力与信誉；从行业层面看，境外劳务市场竞争激烈，规范化水平与权益保障能力已成为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软实力。
及时、依法、稳妥处置跨境工伤纠纷，有助于提升外派用工治理水平，降低潜在社会风险。
对策——以枢纽平台统筹资源，形成“工会调解+法律支撑+部门联动”的闭环。
面对僵局，诸暨市人社部门依据联动机制将协作需求转至社会治理中心。
中心接到线索后启动“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一方面，由市总工会职工权益保障调解组织牵头介入，调解员迅速对接双方，围绕事实梳理、材料补充、责任边界、赔付方案等开展沟通；另一方面，依托法律服务窗口安排值班律师提供法律意见，对赔偿项目、履行方式及风险点进行释明，帮助当事人把分歧从情绪对抗转向方案协商。
经多轮耐心沟通，企业负责人的态度逐步转向理解与配合。
最终，在企业负责人委托下，其家属到中心与劳动者现场签署调解协议，并当场一次性支付全部赔偿款，实现“达成一致—现场签约—即时履约”的快速闭环。
事后，劳动者向调解人员表达感谢，纠纷实现圆满化解。
前景——把“个案化解”转化为“机制固化”，提升境外用工风险治理能力。
随着企业海外业务拓展，外派用工数量增加，境外工伤、薪酬争议、合同履行等问题呈现更强的跨地域、跨环节特征。
实践表明，依托社会治理中心等平台，推动人社、工会、司法法律服务等力量同向发力，有助于在程序受限或证据不足时，先行通过调解等方式实现权益救济与风险化解。
下一步，可在完善外派用工合同文本、加强出境前权益告知与证据留存指导、建立境外就医材料归集清单、健全企业用工合规培训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纠纷处理从“事后救火”转向“事前预防、事中协同、事后评估”。
同时，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完善风险预案与保险配置，引导企业在海外项目管理中同步建立工伤处置通道，减少劳动者维权成本。
这面锦旗承载的意义远超个案本身。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为走出去的劳动者织就更严密的权益保障网，已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诸暨案例证明，只要创新机制、凝聚合力，即便横跨欧亚大陆的纠纷，也能在法治框架下找到最优解。
这既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生动实践，也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劳务合作提供了风险防范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