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何徐悲鸿笔下的马，总奔跑与嘶鸣？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徐悲鸿的马”几乎成为公众最熟悉的艺术符号之一。与传统绘画中安闲牧马、田园逸趣不同，徐悲鸿笔下的马多昂首腾跃、四蹄疾驰——肌骨毕现、鬃尾飞扬——甚至带着嘶鸣之势。表面看，这是画家偏爱的题材与风格选择；深层看，此意象指向的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精神需求与文化表达方式的更新。 原因：时代激荡与艺术革新共同塑造“奔马图腾” 一上，奔马意象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徐小阳回忆，家族传承的叙述中，马于徐悲鸿并非“静物式题材”，而更像一位沉默的知己，承载其人生的激情、忧思与希望。青年时期的求学与突围，使其作品常透出一种不甘沉沦的力量感；民族危难之际，奔马更被赋予“冲破困境、奋力向前”的象征意义。以1941年创作《奔马图》的经历为例，画家在战事消息传来后彻夜难眠，随即挥毫，以奔腾之势寄托对民族奋起的期盼。作品中疾驰的方向感、强烈的结构力度与墨气的爆发式铺陈，强化了“奔而不止”的精神张力，也使画面超越了写生再现，转向情绪与信念的表达。 另一上，“奔马”的成立离不开系统化的艺术方法。清末民初画坛转型之际，社会各界呼吁“改良中国画”，强调从观念到技法的更新。徐悲鸿赴海外研习，以解剖、透视、光影等训练提升造型能力，并长期以马为对象反复观察、速写、研究结构，力求掌握骨骼肌肉的运动规律。据徐小阳介绍，家中保存的素描手稿中可见对马体结构的清晰标注，显示其严谨的“求真”路径。更关键的是，这种学习并非简单替换传统，而是“择其善者而融之”：以中国画笔墨为载体，以写意精神为灵魂，把西方的精准造型与东方的气韵表达打通，形成既“立得住”又“飞得起”的视觉语言。奔马之所以更显力量与速度，正是结构准确与笔墨意境相互支撑的结果。 影响：从艺术样式到价值表达，奔马成为跨文化“共同语言” 首先，在审美层面，“奔马”推动了中国画现代转型的社会认知。它以更清晰的结构逻辑、更直观的动势呈现，为公众提供了一种“既可看懂形体又可感受精神”的艺术入口，使传统笔墨在现代语境中获得新的可传播性。 其次，在文化层面，奔马意象具有跨文化的沟通潜力。马在不同文明中常与速度、勇气、征服与自由对应的联，在中国语境里又承载修身立志、奋发自强等伦理精神。当这种“共通感”与“中国叙事”结合时，作品更容易被世界理解：它不是对“异域风情”的展示，而是以可感知的形象讲述一个民族在困境中求生与求强的精神史。徐小阳提及，徐悲鸿曾以巡展等方式主动对外交流，其意在搭建理解之桥，让外界看到中国艺术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这种路径说明，文化传播的关键不在符号堆砌，而在价值的可感与立场的可信。 对策：当代青年参与文明交流需“深耕根脉、内化融合、主动对话” 面对当下更频繁的跨文化互动，如何避免停留于表层“借用符号”，是创作者与传播者共同面临的课题。徐小阳强调，吸收外来经验的前提是对自身文化精髓的理解与把握，只有“立得住”，才能“融得进”，最终“长得新”。结合这一思路，可以从三个层面把握实践路径： 一是守正创新，重在“内核贯通”。融合并非风格拼贴，而是方法论与价值观的再建构。要像徐悲鸿画马那样，以长期观察、扎实训练与理性研究为基础，把外来技法转化为自身表达能力的一部分，形成稳定而可持续的创作体系。 二是提升叙事能力，让作品承载更清晰的公共表达。优秀作品应当能回答“为何而画、为谁而画”，在审美之外提供可讨论的思想含量与情感力量。奔马之所以动人，正在于它把个人情绪、时代感受与民族愿望汇聚到一个可感的形象中。 三是坚持主动对话，以真诚与担当扩展传播边界。真正的交流不是单向“展示”，而是面向差异的解释与回应。在国际传播更注重价值沟通的今天，既要讲清中国立场，也要理解对方语境，寻找共同关切与可共享的情感经验，以减少误读、扩大共鸣。 前景：以互鉴促创新，让经典在新时代“继续奔跑”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徐悲鸿的探索提示我们：文明交流互鉴不是短期热度，而是一项需要耐心、专业与定力的系统工程。艺术领域的“中西融合”之所以能形成可被记忆的成果，依赖的是对传统的深入理解、对世界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时代问题的敏锐回应。随着新技术手段丰富文化展示方式、青年群体成为国际交流的重要主体，经典作品的当代表达空间正在扩大。但无论媒介如何更新，决定传播质量的仍是内容的思想厚度与表达的真诚力度。把“奔马精神”转化为持续的创造力与行动力，才能让经典不止停留在展墙之上，而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焕发新的生命。
从战火年代的图腾到文明交流的使者，徐悲鸿的奔马已超越审美范畴。《六骏图》在香港维多利亚港重现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艺术家的生命印记，更是中华文化创新的典范。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这种扎根传统又拥抱变革的智慧尤其珍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