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4年，林语堂写了《孔子的智慧》，孔子的“人道主义”，其实就是把普通人变成“人”。这种思想给人力量，让人们不必仰望神祇，只需顺着自己心里的善意去行事。鲁迅在这一年写下的《且介亭杂文》，像是一把解剖刀，把“病”说透。他剖析了健康者或病人都不觉得的疲劳之可怕，还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根源。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给沉默者的一束光。他通过故事隐喻坏消息要被消化，沉默者要被喂老虎。他告诉人们沉默可以，但沉默的前提是已经思考过；喂老虎可以，但老虎先得把你也吃掉。老舍搬上舞台的《茶馆》，让历史不再是课本里冰冷的年表。茶馆里有王掌柜的茶叶末、秦二爷的实业梦和常四爷的牢骚话。到了《龙须沟》，同样底层视角唱出了“我爱咱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的苍凉追问。 汪曾祺写故乡时提到了高邮湖、运河堤、老船和炊烟。这些温柔的意象被酿成一种柔软、平和、缓慢的叙事。高邮湖提醒我们历史不只有刀光剑影，还有摇橹声里的家长里短。王小波和李银河在书信里谈理想、谈性、谈人生苦短。他们把笨拙的告白练习成最动人的情诗。李银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典不会替我们走路，却能给我们思考的脚；经典不会替我们悲伤，却能安放眼泪；经典不会替我们成功，却能丈量失败的厚度。所以我们去读吧——把书翻旧的那一天，也就是把世界重新擦亮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