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武则天执政该特殊时期，司法系统中出现了一批以重刑峻法著称的酷吏，来俊臣尤为典型。史料记载，这位从市井无赖一路进入朝堂的侍御史，公元690—697年间主导了针对李唐旧臣的清洗，其手段残酷、构陷周密，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极具警示意义的反面案例。问题表现上，来俊臣及其团队搭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冤狱制造链条。他洛阳丽景门设立特别审讯场所，民间称之为“例竟门”，含有“照例到此为止”的恐怖意味。《旧唐书》记载，该机构以十种特制刑具逼供，包括更严苛的枷锁、可致颅骨变形的铁圈笼头等。更值得警惕的是其系统化的诬陷方式——组织数百名无赖在不同地区同时诬告同一目标，借信息不对称制造“众口铄金”的假象。深层原因需从历史背景与制度缺陷两上分析。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690年改唐为周后面临正统性压力，亟需压制李唐宗室与旧臣势力。来俊臣等人正是迎合这一政治需求，将个人私怨与社会底层的反精英情绪捆绑利用。他所编《罗织经》详细罗列构陷技巧，包括制造伪证、利用囚徒困境等，也从侧面暴露了当时司法体系缺乏有效制衡的漏洞。这种酷吏政治的社会后果十分沉重。有学者统计，仅在来俊臣主政期间，冤案就牵连千余家族，造成朝廷用人断层，并冲击社会基本信任。更严重的是，以言代法、刑讯逼供的办案方式不断侵蚀基本司法准则，使政治恐惧长期弥漫，人人自危。历史教训对当代仍具启示。现代法治强调程序正义与证据裁判，正是对古代人治与酷刑办案的反思。当前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中推行的权力清单、办案终身责任制等安排，实质上也是通过制度设计减少权力失控的空间，防止类似悲剧以新的形式出现。
“例竟门”的传言之所以令人不寒而栗，不仅因为个体的残忍，更因为当残忍被权力认可并被机制固化，恐惧便会迅速扩散，成为笼罩社会的阴影；回望这段历史，应当更清醒地看到：真正稳固的治理，不靠刑具与告密堆出的“战果”，而靠规则、证据与监督共同支撑的公正。唯有将历史警示转化为制度自觉，才可能避免悲剧在不同形态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