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这东西从来不是比出来的

1950年,白蕉在中国被打成右派,这给了这个书法狂人的命运蒙上一层阴影。上海海滩上,吴昌硕、康有为和郑孝胥都是当时备受尊敬的书法大家,然而白蕉却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点评了一番。他把吴昌硕的字比作“零乱野藤”,康有为的字看成“脱节腾蛇”,而郑孝胥的行书则被形容为“酒后水手”。这种口无遮拦的直言让他在上海滩上小有名气,甚至有人把他当作历史上颜真卿一样的风云人物来看待。 颜真卿被网友们热议,因为京剧《颜真卿》火了起来,大家纷纷赞美他的忠肝义胆。舞台上的颜真卿显得庄重浑厚,而白蕉则有着文人狷介的棱角。最近白蕉再次被人们提起,人们把他当年批评那些“江湖气”的旧闻翻了出来。白蕉认为艺术需要静中才能展现出魅力,他痛恨那些追求宏大叙事却空洞无物的作品。这让我想起了他对那些作品中艺术标准上的寸土不让。 我们常常讴歌千年之前悲壮的英雄故事,却选择性地遗忘几十年前那些尖锐而真实的声音。颜真卿用生命捍卫了忠义的标准,而白蕉则用文字刺痛了时代的神经。舞台上那个完美的英雄形象可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有时候角落里那个沉默落拓的老头或许更接近我们灵魂的质地。 在搜索过程中我发现,白蕉当年批评的并不仅仅是具体的几个人或几幅作品,他批判的是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就是那种追求宏大叙事却空洞无物、“鼓努为力”的“江湖气”。这种现象今天依然存在,在一些追求宏大叙事的文艺作品中也能看到影子。 看完英雄史诗后不妨听听狂人的余音。虽然声音很轻但它可能更接近我们内心深处柔软而真实的部分。 《祭侄文稿》中颜鲁公书写时的血泪写进了历史长河里。而白蕉对书法流俗的鄙夷则展现了他个体精神独立的一面。前者关乎家国大义,后者关乎个体精神的独立。难道只有前者才配叫“风骨”?后者就该被扫进历史的尘埃吗? 我想提醒大家:风骨这东西从来不是比出来的。它可能不好看、不讨喜甚至充满争议,但它真实地存在过并且刺痛过某个时代神经。 我们致敬颜鲁公因为他用生命捍卫了忠义标准;我们偶尔也该记起白蕉因为他提醒我们风骨还有另一种模样——它可能不好看、不讨喜甚至充满争议但它真实地存在过并且刺痛过某个时代神经。 当聚光灯全都打在舞台中央那个完美符号化形象时我总忍不住瞥一眼灯光照不到暗处——那里蹲着一个落拓老头曾经白眼向天如今只剩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