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禁渔期仍有人“伸手”，景区水域面临破坏风险 7月22日，兴安县人民法院将刑事审判庭“搬进”灵渠景区，对四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同庭审理；检察机关派员出庭支持公诉，沿岸群众到场旁听。庭审围绕禁渔期、禁用工具与“情节严重”等认定要件展开调查与辩论，形成公开透明、以案释法的普法场景。案件反映出个别人员禁渔期或水域管理重点区仍存在侥幸心理，试图通过电鱼、地笼等方式快速获利或满足口腹之欲，给水域生态与公共利益带来现实威胁。 原因：逐利与侥幸叠加，违法工具隐蔽性强、危害性大 从案情看，违法手段呈现“低成本、强破坏、易复制”的特点。孙某华携带电鱼设备进入灵渠支流河段实施捕捞，现场被查获；雷某华与他人分工配合，以电鱼方式捕捞后装桶转移；侯某华选择夜间实施电鱼，试图借光线不足规避巡查；蒋某付则在湘江水域布设地笼，利用渔具隐蔽性等待“自动入笼”。这些方式共同指向两个关键诱因：一是部分人对禁渔规定与刑事风险认识不足，误以为“捞点小鱼不算事”；二是电鱼、地笼等工具获取相对容易——且具有突发性、隐蔽性——若监管稍有空当就可能造成连续性破坏。尤其电鱼通过电流形成“电场”，对鱼类及底栖生物具有无差别伤害，幼鱼、亲鱼同受影响，繁殖链条被切断，属于典型的“掠夺式捕捞”。 影响：破坏生物多样性，损害公共利益，也抬高治理成本 非法捕捞看似数量不大，却可能产生“以点带面”的生态后果。一上，禁渔期本是鱼类繁殖与水生生物恢复的重要窗口，电鱼、地笼等手段会造成群体性伤害，影响种群更新，破坏水域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景区水域兼具生态、景观与公共休闲功能，违法捕捞不仅侵害公共利益，也削弱水环境治理成效，影响群众获得感。不容忽视的是，电鱼工具缺乏安全防护，存在触电伤亡风险，可能危及实施者自身及周边人员安全，带来次生社会风险。违法行为一旦形成“示范效应”，还会诱发模仿，抬高执法监管与生态修复的长期成本。 对策：刑责惩治与修复治理并重，持续强化源头预防 本次集中审理中，法院对四名被告人依法作出裁判：孙某华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判处拘役并适用缓刑；其余三人被判处罚金；电鱼机、电鱼枪、蓄电池、地笼等作案工具依法没收处理。法院在裁量中综合考量了被告人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以及主动缴纳生态修复费用等情节，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导向，但同时明确禁渔红线不可突破、禁用工具使用必担责的鲜明态度。 从治理层面看，依法打击只是第一步，更关键在于形成“不能捕、捕必究、损必赔”的制度闭环：其一，持续推进巡回审判进景区、进乡镇，将庭审变为普法课堂，增强群众对《刑法》《渔业法》中禁渔期、禁渔区与禁用工具条款的理解，减少“无知式违法”。其二，强化部门协同，推动公安、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及基层组织联合巡查，针对夜间电鱼、隐蔽布设地笼等高发方式加密重点时段、重点水域巡控。其三，推进生态修复与赔偿机制常态化，引导当事人承担修复责任，用“看得见的成本”对冲侥幸心理。其四，加强源头治理，依法查处禁用渔具流通，完善举报奖励与线索核查机制，压缩违法工具获取与使用空间。 前景：以司法引领共治，推动“护渔”从个案治理走向长效治理 灵渠水系生态保护不仅关乎渔业资源恢复，也与当地生态旅游、宜居环境建设相互支撑。此次景区巡回审判表达出明确信号：对破坏水产资源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通过没收销毁工具、生态修复等方式强化治理效果。随着各地禁渔政策持续推进与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不断深化，类似案件的办理将更加注重“惩治与预防并重、裁判与修复并行、司法与社会共治相衔接”，以法治力量推动水域生态持续向好。
这场灵渠畔的特殊审判，既用司法利剑守护了清水绿岸，也以创新实践诠释了生态法治的意义。当“生态有价、损害担责”成为共识，我们期待更多这样兼具法律刚性教育温度的案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这不仅是对违法者的惩戒，更是对全民生态意识的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