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冷西回忆说，毛主席当时给报纸、通讯社指了条明路，说要把宣传的调子转一转。他话里有话地说，名声被搞坏了其实也挺好，去年大家动不动就吹得震天响，把朋友和敌人都给吓着了，现在大家不怕了倒是好事。毛主席还特地回顾了当时高指标、虚报产量这些毛病，并且特意拿斯大林写的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来给大伙儿讲，说社会主义经济里还是有商品经济成分的。他要求报纸和新华社别再瞎忙活虚名了，得说点真事，别再搞浮夸那一套。对于现在的情况通报，他建议咱们三个人一起提个意见稿，再附上中央的通知。他还规定了要在6月底前开个报纸宣传工作的会，把全国各省的报纸总编、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央级媒体的头头都请来一块聊聊。毛主席最后提醒大家说，报纸办得咋样全看办报的是人还是书生。书生就是优柔寡断、磨磨蹭蹭的，真正的政治家得能果断行事、把握关键。他还拿历史故事打比方，让大家记得办报得及时果断。 会议开完后，我就和少奇同志还有毛主席仨人又聊了聊具体的安排。这次颐年堂开的会，可以说是自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咱们纠正“左”倾错误的顶点。会议定下了调子后，中央各部门又把1959年的计划重新捋了一遍，决定一切从实际出发好好落实这些宣传意见。可偏偏赶上了7月初庐山会议的事儿，全国报刊宣传会就给耽搁了没开成，那些意见也都落了空。更要命的是，从郑州会议开始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这一下全被打断了，带来的影响可比1958年1月南宁会议那会儿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