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边境城市处在人员、物流、信息高度流动的前沿，治安形势具有“外来变量多、风险传导快、治理链条长”等特点。
一方面，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犯罪跨区域、链条化，给群众财产安全带来持续威胁；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多样化、碎片化特征，若处置不及时，容易由小摩擦演变为大冲突。
此外，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街面秩序维护以及安全隐患排查，都是守住社会稳定底线的关键环节。
原因：问题的形成既有客观因素，也有治理层面的现实挑战。
其一，边境地区经济往来活跃，人员流动频繁，违法犯罪更易“搭车”渗透，传统经验型治理面临更新迭代压力。
其二，新型犯罪技术性强、组织化程度高，侦查取证、资金链追踪、跨省抓捕对公安机关专业能力和协同机制提出更高要求。
其三，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往往体现在日常走访、矛盾调解、风险预警等细节上，工作强度大、琐碎繁杂，需要长期沉下去、耐心做、反复做。
影响：治安稳定与群众获得感、安全感紧密相连。
电诈高发会直接侵蚀群众“钱袋子”，削弱社会信任；矛盾纠纷积累会扰乱基层秩序，影响邻里关系与社区凝聚力；安全隐患处置不力则可能带来突发事件风险。
对边境地区而言，社会治理成效不仅关乎一城一地安宁，也关系口岸周边营商环境、跨境合作信心与社会整体预期。
对策：在这样的治理坐标系中，基层民警的能力结构与工作方法尤为关键。
陈星宇的履职轨迹体现了“打击与防范并重、执法与服务并行”的路径选择。
参加工作后，他先在刑侦部门从事反诈等任务，面对专业门槛高、信息更新快的挑战，强调以研判分析寻找案件突破口，在一年多时间里与同事破获民生类案件121起，缴获涉案财物折合人民币540多万元，并参与跨省追捕涉诈犯罪嫌疑人168人、挽回经济损失700多万元。
这一成绩的意义不仅在于侦破数量，更在于通过快侦快破、追赃挽损，形成对犯罪分子的高压震慑和对群众权益的有效保护，推动当地传统“盗抢骗”以及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呈现“发案下降、破案上升”的态势。
岗位调整后，陈星宇转任治安管理大队中队长，将工作重心更多放在基层治理的源头防控与风险化解上。
他以社区、村屯为基本单元，持续走访摸排，推动矛盾纠纷前端化解、重点人员分类稳控、街面巡防常态化。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他走访群众75次、排查矛盾纠纷隐患63个、稳控重点人员164人，组织化解邻里纠纷128件，帮助找回走失儿童及老人21人，获赠锦旗4面。
这些数字背后，是“把问题解决在萌芽、把风险消除在未发”的治理逻辑：纠纷早调解，隐患早干预，重点人群早掌握，才能减少极端事件和治安案件发生的概率，形成“平安可感”的社会氛围。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方法论：一是以脚步丈量民情，通过走访掌握真实诉求，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坐标；二是以联防联调联控机制为抓手，与社区干部、网格力量协同，提升治理合力；三是以严格规范执法维护公平正义，同时在服务群众中传递法治温度，增强基层治理的认同基础。
对边境治安而言，这种“以打促防、以防固稳、以稳促治”的闭环实践，有助于降低治安风险的外溢与叠加。
前景：面向未来，边境治理仍将长期面对新型犯罪迭代、社会结构变化与跨区域风险联动等挑战。
提升治理效能，需要持续推动警务理念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延伸，从“单兵作战”向“多元共治”转变，从“经验判断”向“数据研判、精准治理”升级。
基层民警既要保持打击犯罪的锋芒，也要练就做群众工作的耐心和本领。
以陈星宇为代表的一线民警在反诈攻坚、治安整治、矛盾化解中的实践表明：只要把根扎在社区村屯，把责任扛在肩上，把服务做到细处，边关的平安就能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不断夯实，为口岸经济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更稳固的安全支撑。
在祖国南大门的晨昏线里，陈星宇们用脚步丈量出的平安数据，折射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边疆实践。
当"铁面执法"与"柔情服务"在国境线上形成合力，不仅守护了边关的万家灯火，更诠释了"人民公安"四字的千钧重量。
这种坚守与创新，正是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生命力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