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军制改革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原地区历经两百多年的混乱局面。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武将造反的悲剧屡屡发生。赵匡胤通过黄袍加身建立大宋后，深刻认识到必须彻底改变旧有的军事体制，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提出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十六字方针，成为这场改革的关键。枢密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的宦官程元振担任内枢密使，职责主要是接受奏章并呈送给皇帝。尽管看起来像是皇帝和宰相之间的传声筒，但这个职位已经埋下了以近制远的隐患。 到了五代乱世时期，枢密院的权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后梁时期曾废除枢密院，职权被并入崇政院。后唐又重新设立枢密院，并开始任用士人担任官员，这使得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武将郭威、王峻、郑仁海等都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逐渐形成了掌握兵权的惯例。北宋建立后，进一步完善了这个体制，将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合称为“二府”，并由文官主导。曹彬、曹利用、王德用、狄青等武将虽然也有机会出任这个职位，但往往因为遭受谗言而被罢黜。宋神宗曾提出废除枢密院、把兵权归还给兵部的建议，但遭到了反对而作罢。 北宋时期设立了侍卫马军司、步军司、皇城司三个机构，合称为“三衙”。他们负责管理诸班直和屯戍士兵，但并没有实际掌握兵权。遇到战事时，由枢密院发出兵籍和虎符，三衙只是负责执行仪式化的行军过程。仁宗时期吕夷简因为在殿廊遇到老兵没有下拜而请求辞职，说明制度对权限的划分非常严格。宋太祖将兵权分割为三部分：发兵之权归枢密院掌握；握兵之重则交给三衙；调兵之令由皇帝决定。何坦认为这种分权制衡制度可以维持数百年的安定局面。 北宋灭亡后，南宋政权被迫南迁面对紧迫的军事形势。御营使、都督等兼职职位经常侵犯枢密院的职权。开禧年间以后，宰相兼任枢密使成为定制。尽管如此，在危局中最高实权仍然掌握在张浚、韩世忠、岳飞等武将手中。张世杰成为南宋末期最后一位执掌枢密院的将领，体现了制度与人心的巨大反差。 枢密院和三衙体制虽然成功避免了五代时期频繁发生的兵变现象，也带来了相对安宁的三百年时光；但过度依赖文官压制武将的做法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北宋积贫积弱以及南宋偏安一隅的局面与这个设计有着密切关系。设计者可能只是想锁住权臣的脖子，却无意之中把整个帝国拖入了安全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