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矸石是煤炭开采的必然副产物，约占原煤产量的五分之一，处置压力日益加大。据统计，2024年中国矸石年产生量约8.25亿吨，历年累计堆存量已超过70亿吨，形成2600余座矸石山，占用土地面积达1.5万公顷。这些矸石山不仅占用林地和耕地资源，也持续给生态环境带来压力。煤矸石成分复杂，含铅、汞、铬等多种重金属及酸性物质。若处置不当，有害物质易渗入地下水，污染水体和土壤，威胁当地群众生活与生态安全。近期山西临汾、晋城、怀仁等地曝出的矸石违法填埋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对环境治理的关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能源与矿业学院教授邓雪杰指出，违法倾倒与合法处置有本质区别。合法堆存或回填需依法审批，指定地点按规范流程施工，并配备防渗、拦挡、排水等设施；违法排放则往往未经审批和环评，随意选址、直接倾倒，缺乏必要的环保措施。对于长期堆存的矸石山，需要做好防灭火与边坡稳定，完善截排水和防渗系统，最终覆土并恢复植被，实现安全封场与生态修复。近年来，在政策推动下，中国已形成以发电、建材生产、井下充填、高附加值利用及地面回填土地复垦为主的煤矸石综合利用体系。2022年全国矸石综合利用率达73.8%，较十年前明显提升。但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90%以上的利用率相比仍有差距，法国、英国等部分矿区的综合利用率甚至可达100%。不过在实际推进中，各利用路径都面临不同难题。在发电领域，煤矸石含碳量超过15%时可用于燃烧发电，目前约占总利用量的30%。但由于成分复杂，燃烧发电在污染排放控制、发电效率和设备磨损各上压力较大。随着洗选水平提升，可用于发电的矸石量反而减少；同时，矸石难以像电煤一样进行长距离运输，也限制了矸电厂选址与市场拓展。建材利用方面，产品虽能生产，但常出现“卖不出去”的情况。邓雪杰分析，这主要与成本压力以及传统建材市场竞争激烈有关。当前矸石高值化利用产能普遍偏低，一些生产线年处理能力不足10万吨，与矿山动辄数百万吨的处置需求差距明显，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相比之下，井下充填和土地复垦等工程化方式优势更为突出，处理量大，也有助于环境治理。但监管制度不完善、施工技术复杂、环评程序较繁、成本较高等因素，仍制约其推广。国外经验显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矸石建材化利用和有价元素提取上已形成较成熟的路径。美国印第安纳州部分煤矿通过土壤改良、植被修复和侵蚀控制，将矸石山改造为牧场或果园。德国莱茵矿区塌陷区实现全面复垦，其中多数采用矸石复垦技术，土地主要用于植树造林和农业耕种。国务院印发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加强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因地制宜推动煤矸石多元化利用，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了指引。专家认为，要更提升矸石综合利用率，还需在拓展利用路径的同时，加快完善标准体系，健全监管机制，鼓励技术创新，降低利用成本，形成多元化、规模化的利用格局。
煤矸石治理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须答好的“必答题”；把资源化利用落到实处、把规范处置抓得更严、把生态风险管住，才能在提高综合利用率的同时减轻环境负担。面对“量大难消纳”的现实挑战，需要以法治化、标准化、科学化手段提升治理能力，让每一吨固体废物去向可追溯、过程可监管、结果可评估，推动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