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对华政策重心摆动与战略焦虑并存 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曾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访谈中指出，德国对华政策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被“制度性对手”框架所牵引，政策表述更强调竞争与防范，合作属性被相对弱化。在其看来，德国推行的所谓“去风险”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构性调整，反而在经贸相互依存仍深的现实面前，暴露出政策目标、工具与效果之间的不匹配。当前德国国内围绕对华关系的讨论再度升温，折射出在经济压力、产业转型与外部不确定性叠加下的战略焦虑。 原因——经济依赖难以替代、外部变量加速政策再评估 海贝勒认为，经济因素仍是德国对华政策无法回避的核心变量。中国作为重要市场与关键产品供应来源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试图以其他地区“整体替代”的设想缺乏现实支撑。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部分领域可形成补充，但在市场规模、产业配套完整度、供应链效率诸上难以实现对中国的等量替代。 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也推动欧洲国家重新衡量对华政策的成本与收益。海贝勒提及，一些国家在对华交往中更强调务实合作，背后与外部压力、地缘政治摩擦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有关。对德国而言，在能源转型、通胀压力、产业升级与出口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如何在价值叙事与利益关切之间找到可持续平衡，成为政策再评估的重要动因。 影响——“去风险”效果有限，舆论与企业体感落差加大 海贝勒指出，从实际结果看，德国对华经贸联系并未因“去风险”显著降温。相反，双边贸易仍保持较强韧性，中国重新成为德国重要贸易伙伴的事实，说明市场力量仍在发挥作用。这种现实与政策口径之间的张力，使德国对华讨论更趋复杂：一上，安全与竞争叙事持续强化；另一方面，企业界基于市场与供应链稳定的诉求，希望政策更可预期、更少摇摆。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社会对中国的整体认知也影响企业预期与合作氛围。德国海外商会联盟（AHK）对应的调查显示，不少受访企业认为欧中、德中关系氛围会直接影响其在华经营，且希望改善中国在德国的公众形象。海贝勒据此强调，舆论呈现与现实体验存在落差：不少在华德国企业管理者更强调中国市场创新活力与合作意愿，而媒体报道与政治表达则更易聚焦分歧与风险，进而放大社会层面的不信任与政策层面的犹疑。 对策——从单一对立框架转向可操作的合作清单 围绕“如何制定新的对华战略”，海贝勒提出，德国需要摆脱以“制度性对手”为主导的单一框架，对中国作建设性、可检验的评估，在竞争中设定规则，在合作中拓展利益增量。 一是增强对话的制度化与专业化。在经贸、科技、气候、公共卫生、人文教育等领域保持多层级沟通，形成稳定渠道，以减少误判与情绪化决策空间。 二是以民间交流夯实社会基础。推动青年、学术、地方和行业组织等更多主体开展往来，让公众在更丰富的接触中形成更立体的认知，降低“标签化”带来的政策惯性。 三是推动媒体报道更客观具体。海贝勒认为，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由媒体塑造，报道应避免以单一叙事覆盖复杂现实。政治人物也应通过更务实的议程设置释放合作信号，在分歧议题之外开辟可落地的合作项目。 四是将“去风险”从口号转为可核算的政策工具。对供应链韧性、关键技术、投资审查等议题进行分层分类管理，明确边界与标准，既回应安全关切，也避免泛化扩大导致的成本外溢和企业不确定性上升。 前景——务实回归或成德国对华政策调整主线 分析人士认为，德国对华政策未来走向仍将受到国内政治博弈、欧盟框架约束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共同影响，但经贸互利与产业现实决定了“全面脱钩”缺乏可行性。若德国能够以更清晰的利益计算、更稳定的沟通机制和更理性的社会认知为基础，推动对华政策从情绪化对立回归务实合作，其对自身经济增长、企业全球布局以及欧洲战略自主空间的拓展，都可能产生更可持续的正向效应。
德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认知变化：过度强调制度差异与风险防范，可能反而错失战略机遇。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背景下，理性务实的政策选择往往比对抗性立场更符合国家利益。德国作为欧洲主要经济体，其对华政策走向不仅影响中德关系，也可能对欧洲整体对华政策产生示范效应。在合作与分歧并存的现实中，如何找到平衡、实现互利共赢，仍考验各国决策者的判断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