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个地方，飞蓬这种植物可算是个神奇的存在。它没有牡丹那么娇艳，也不像梅花那样高冷，按理说最普通不过了，可不知为啥，偏偏把它拉进了古代文人的视野，还被当成了诗歌里的一个符号，讲了上千年。它的出镜率实在是高得吓人，说到底还是古代文人那些四处漂泊的日子惹的祸。一旦离开了家乡，感觉就跟飞蓬离了根一样，命运只能跟着风走。 《诗经》里虽然也提到了蓬，像是《伯兮》里写头发乱糟糟的像蓬草，但那也就是个普通的白描物件，还没什么诗意。屈原的诗里干脆就没见着它的影子。到了秦汉时期，只有《古八变歌》里有一句“翩翩飞蓬征，怆怆游子怀”，算是把它和人生境遇连在了一块儿。不过这句话的真伪还有待考证，大多数学者觉得它可能是汉末的作品，算是个孤例。 真正让飞蓬长出翅膀的还是曹操的《去东西门行》。诗里说田地里有个转蓬，随风飘得老远，彻底跟原来的根断了联系，永远回不去了。这就把“转蓬”变成了第一人称的主角，把那种飘零无依的感觉写得特别足。曹植紧接着在《吁嗟篇》里写了自己像蓬草一样辗转不定。这一来一回，“飞转”和“断根”就成了漂泊思乡的固定标签。 魏明帝曹叡又在这上面加了把火，他在《燕歌行》里提到秋天的草被卷了叶催了枝茎，只有那飞蓬还在孤单地飘着。“秋季”和“独征”这两个标签一贴上去，漂泊的情绪里就多了一分冷清的味道，更贴近那些赶路的人的真实感受了。 到了南朝时期，这蓬草又开始往边塞和离别的宴席上跑了。刘宋谢瞻在送别孔令的时候写道：“欢心叹飞蓬”，直接把离别的悲伤比作了离根的草。后来吴均、王褒、江总、尹式这些人都跟着唱和起来，“蓬喻人”成了南朝送别时的标配。袁淑在《效古诗》里也把蓬跟辽东、塞北联系在了一起，说自己在那待了十年才知道古人为什么悲叹转蓬。南朝的文士大多没去过北疆打仗也没事干啊？他们照样能把转蓬写到边塞里去，说明这意象一旦成熟了，地域限制根本不算个事儿。鲍照、王僧达这些人也跟着凑热闹，把塞北飞蓬变成了固定的背景。 到了唐代这些唐人就把这事儿给集大成了。初唐的骆宾王还在强调行役辛苦呢；陈子昂《落地西还别魏四懍》却把季节、地域这些都去掉了，只留下了人生表征这一个属性。张说、李白、杜甫这几位接力棒一接好，就把飞蓬给推上了高峰。李白说自己离开金马门以后就成了飘飞的蓬草；他给友人写信的时候也说孤蓬万里出征。李白还用渺小的个人对比广阔的天地；杜甫从天宝离别到晚年坐船在路上漂泊着；刘长卿更是把飞蓬当成了生存的程序——余生只能任转蓬摆弄；白居易、刘禹锡、张祜、徐夤这些人都跟着写；“豪华落尽见真淳”；这下可好了；飞蓬的象征力彻底凝固了；大家一看就知道啥意思了；后世只要沿用就行。 为什么会这样？还得看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曹操、曹植父子是因为战乱和夺嫡才到处乱跑；大多数文人其实都觉得“宦游”才是常态。六朝的诗里早就感叹了：“翩翩游宦子”。唐统一后交通更发达了科举制度也更活了。“士居乡土”的人少之又少；“中世士大夫”甚至以官为家罢了官也没地方可回。“离乡”——“离根”——“飘零”——“思乡”这个连锁反应一旦触发；最敏感的那个触发点就是飞蓬啊！林庚说的好：“诗的内容就是取之于生活中最敏感的事物”。于是小草和大命运就同频共振了；诗人每次写一蓬草；都是在写他自己的遭遇呢！（封面图片：潘建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