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乡村振兴进入从“外在改善”向“内在提升”并重的新阶段。
如何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长期参与，是不少山区乡村在推进环境整治、产业培育、公共服务优化过程中面临的共性课题。
部分地区曾出现“干部干、群众看”“一阵风、难长效”等现象，治理成效易受人员变动、项目周期影响，公共空间维护、村庄秩序建设和产业协同也容易出现断档。
这一问题的根源，既有客观条件制约，也有治理方式需要迭代的因素。
对大别山区一些乡镇而言，山高路远、人口分散、公共服务半径大，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村庄建设投入与维护成本相对更高。
同时，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加快，部分村庄常住人口结构老龄化、青壮年外出增多，传统熟人社会的约束力弱化，单纯依靠行政推动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自治合力。
要把“要我干”转变为“我要干”，关键在于建立可感可及的参与渠道和公平透明的激励约束机制。
在此次会议交流中，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漫水河镇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地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地，推进乡村振兴更加注重激发群众共治活力，将群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
具体做法上，漫水河镇通过党员会、村民代表会以及贴近群众生活的“板凳会”等形式，把协商议事的场景前移、频次做实，形成常态化沟通机制，让村庄规划、公共事务、环境治理等事项在讨论中凝聚共识、在协商中明确责任。
这类基层议事方式的价值，在于降低参与门槛、减少信息不对称，使群众意见能够更快进入决策流程，提升方案的可执行性与群众认同度。
在制度落地方面，当地强调“因村施策”，推动各村结合资源禀赋、民风习惯和现实需求完善村规民约，把倡导文明新风、维护公共秩序、促进邻里互助等内容转化为可操作的日常规范。
同时探索“文明积分+村集体经济”的激励方式，将群众参与环境维护、移风易俗、志愿服务、公共设施管护等行为量化记录，并与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公共服务优先等形成合理联动，既让“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更直观，也为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基层治理形成正向循环提供支点。
从影响看，这一探索有助于在三个层面形成叠加效应：其一，治理层面，通过明确规则和议事机制，减少基层矛盾摩擦，提升公共事务处理效率，推动乡村治理从“临时性整治”向“制度化管护”转变；其二，发展层面，群众广泛参与村庄规划建设，有利于把生态优势、文化资源、产业方向与市场需求更好衔接，避免“规划在纸上、建设不落地”；其三，社会层面，“文明积分”等机制在潜移默化中重塑公共价值导向，为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提供可持续抓手，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面向下一步工作，当地提出将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深化与上海的对口合作，着力补齐大别山区基础设施短板。
业内普遍认为，对山区乡村而言，交通、水利、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既是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
基础设施改善能够降低农产品和文旅资源的“出山”成本，提升公共服务可达性，并吸引要素回流与产业落地。
对口合作则可在产业对接、人才交流、市场渠道、品牌培育等方面形成外部助推，为地方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提供更广阔空间。
同时也应看到，群众共治与激励机制要实现长效，仍需在规则公开、积分评定、公示监督、收益分配等环节持续完善，确保过程透明、标准一致、奖惩分明，防止“形式化”“平均化”削弱激励效应。
还需把村集体经济做强做实，增强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并加强基层干部和乡村带头人队伍建设，提升组织动员能力与服务能力，使共治机制在更大范围内稳定运行。
从"替民做主"到"让民做主"，霍山的实践揭示了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只有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人翁，才能激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这种以制度创新撬动治理效能的探索，或将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