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显恩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家和民间文艺研究者。他宝卷研究、民间情歌整理等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编写的教材《中国民间文艺》对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他在乡村教育、汉字改革各上也提出过不少前瞻性主张。在汉字改革问题上，王显恩主张推广简化字并适当减少汉字数量，并以翔实数据反驳“汉字是象形字不能改革”的看法，反映了他作为教育思想家的理性立场。长期在大学任教的经历，使他对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深感不满。他注意到，当时大学校园问题不少：学生群体中，多数人沉迷恋爱与玩乐，荒废学业，言行不一，满口大词却举止粗鄙；教师队伍里，东抄西凑、不务正业的现象并不罕见，不少人把大学教职当作升迁跳板；整体风气浮躁，富家子女挤占高等教育机会，校园甚至成为炫耀财富的场域。民族危机逼近的背景下，这些现象更显得令人忧心。 《大学生素描》出版于1936年，正值日本全面侵华前夜。书中以大量细节和带讽刺意味的比喻，把上述问题具体化。在招生考试的场景里，王显恩写到考场外整齐停放的数十辆汽车、打瞌睡的车夫，以及等候家长的种种姿态；他还记录学长打听女考生是否漂亮的轻薄言行。他用“横来竖去是死”来概括大学生的多种结局，讽刺其在运动场、宿舍、图书馆、实验室或恋爱中走向“死亡”。对名教授，他同样不留情面，指出胡适之、冯友兰、李石岑等人的哲学著作多只有上卷，并借此嘲讽哲学“有上身而没有脚”。 这些看似刻薄的文字背后，是他对高等教育应承担使命的强烈期待。在为报刊撰写的文章中，他的批评更为尖锐：他把大学比作“麻面女郎”，外表时髦、踩着高跟鞋招摇过市，内里却仍是“大麻子”，借此讽刺大学表面现代化与内部空洞之间的落差。这种激烈措辞，来自民族危机时期他对知识精英担当的迫切要求。 《大学生素描》不乏过火之处，但其观察角度犀利，材料也鲜活。书中收录了不少精彩片段和社会观察，为后人了解民国大学校园生活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不过，它的局限同样明显：不少笑点晦涩，体例较为凌乱，甚至夹杂文坛轶事，显露出在时代压力下仓促成书的痕迹。总体来说，该书长于生动记录，短于理论提炼与更精细的艺术加工。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王显恩对民国大学的批评意义在于代表性。他既不否定高等教育，也不回避其弊端，而是在承认校园现象复杂多元的前提下，持续追问教育的本质。这种批评精神，对于理解民国知识精英的思想处境、打破“民国大学神话”的浪漫化想象，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我们在史料中重读那些辛辣的比喻——大学如“麻面女郎披好莱坞华服”，或许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教育批判并非否定进步，而是为了守住理想的火种；王显恩的局限属于时代，他的价值却不止于时代。正如他在书末辑录的警句：“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与学生共赴真理之舟。”这艘穿越百年迷雾的舟船，仍等待当代人续写。